在唐朝末年的纷乱棋局中，岭南地区相对安宁，成为一方割据的沃土。刘䶮，这位南汉王朝的奠基者，便是在此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他并非一开始就是九五之尊，其家族自祖父辈起便因经商与仕宦迁居岭南，逐步积累实力。其兄刘隐担任清海节度使期间，已为刘氏在岭南的统治打下基础。刘隐病逝后，刘䶮接掌权柄，展现出不俗的政治与军事才能。
面对岭南各地拥兵自立的势力，如占据潮韶的卢氏、高州的刘昌鲁等，刘䶮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或武力征讨，或分化瓦解。他尤其注重向西扩张，与当时强大的马楚政权争夺容州、邕州等地，成功将势力范围从今天的广东扩展至广西大部及云南部分地区，基本统一了岭南，为建国铺平了道路。
公元917年，羽翼已丰的刘䶮正式脱离中原后梁政权，在番禺（今广州）称帝，建国号“大越”，次年改为“汉”，史称南汉。这一举动，标志着五代十国时期又一个地方割据政权的确立。刘䶮在制度建设上颇费心思，他深知武人割据之弊，因此大量任用中原南迁的士人担任刺史等要职，并恢复了科举取士，“每年录用进士、明经十余人为官”，试图以文官体系巩固统治，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外交上，刘䶮善于审时度势。后唐灭梁后，他遣使窥探虚实，判断中原依旧动荡后便安心经营南方。他甚至与远在云南的大长和国联姻，将侄女嫁给其国王，展现了其政权的外交视野与区域影响力，使得南汉在短时间内成为南方不可忽视的力量。
然而，与开国功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䶮统治中后期日益暴露的荒淫与残暴。在政权稳固后，其性格中奢靡与猜忌的一面急剧膨胀。他倾尽岭南财力，广搜南海珍宝，兴建奢华无比的玉堂珠殿，极尽炫耀之能事，以此向岭北商贾展示其富庶与权威。
更为后世诟病的是其骇人听闻的酷刑。史载刘䶮设立了“汤镬、铁床”等刑具，首创“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等残忍刑罚，并常以观看行刑为乐。这种恐怖统治虽意在震慑臣民，巩固权力，却也使得民众不堪其苦，社会矛盾潜滋暗长。晚年的他猜忌日重，逐渐疏远直言进谏的士人，朝政开始走向封闭与腐朽。
刘䶮的统治晚期并非一帆风顺。在对外征伐上，他企图进一步控制交趾（今越南北部），虽一度擒获静海节度使曲承美，但随后当地将领杨廷艺、吴权相继叛乱。其子刘洪操在征讨吴权的白藤江之战中兵败身亡，这场失利给了志得意满的刘䶮沉重一击，也暴露了南汉军队的局限。
公元942年，刘䶮去世，庙号高祖。他留给继承者的，是一个疆域初定却内部危机暗藏的王国。其子刘玢继位后不久便因荒嬉被弑，南汉政权在其后代手中，延续并放大了奢侈暴虐的作风，最终走向衰亡。纵观刘䶮一生，他兼具开国之君的魄力与守成之主的昏聩，是一位在复杂时代背景下，集开拓、治术、奢靡、残暴于一身的矛盾人物，其个人命运也与南汉这个短命王朝的兴衰紧紧捆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