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不仅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更彻底改变了亚洲东部的政治格局。当唐朝中央军力深陷平叛泥潭时，西陲的吐蕃政权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战略机遇。763年，吐蕃大军趁虚而入，一度占领长安达十五日，虽最终撤退，却实际控制了凤翔以西的大片土地。这场变故标志着唐蕃关系从“舅甥之谊”转向赤裸裸的地缘争夺，也为后续近一个世纪的战和交替埋下了伏笔。
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在今日甘肃清水县，唐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大相尚结赞举行了被称为“清水会盟”的边界划定仪式。协议详细规定了从弹筝峡、清水、同谷到大渡水的地理分界线，并约定双方在边境“毋增兵，毋创城堡”。表面看，这是一次正式的外交成果，但背后却是唐德宗急于稳定西线、集中力量对付藩镇与回纥的战略妥协。吐蕃获得合法占领区的同时，唐朝也赢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然而，协议墨迹未干，随即爆发的泾原兵变便暴露了盟约的脆弱性——吐蕃在答应助唐平叛后仅作壁上观，而唐朝也拒绝兑现割让安西、北庭的承诺，信任裂痕从此难以弥合。
贞元三年（787年）五月十五日的平凉会盟，成为唐蕃关系史上最富戏剧性的转折点。尽管唐将韩游瓌等人早已警示“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唐德宗仍坚持命浑瑊前往会盟。结果吐蕃伏兵四起，唐方官员六十余人被俘，随从将士死伤千余，浑瑊仅以身免。这场精心策划的“劫盟”事件，彻底粉碎了唐朝联合吐蕃制衡回纥的幻想。事后唐德宗痛定思痛，转而实行“远交近攻”之策，联合回纥、大食、南诏构建对吐蕃的战略包围网，双方进入长达三十余年的激烈对抗期。
持续战争对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消耗。吐蕃在关中、西川屡遭挫败，而唐朝也永久失去了安西、北庭都护府。至九世纪初，吐蕃因与回鹘、大食多线作战国力衰退，唐朝则迎来“元和中兴”的恢复期。长庆元年（821年），双方在长安西郊举行会盟；次年，唐使刘元鼎赴逻些（今拉萨）与吐蕃僧相钵阐布盟誓。823年竖立的“唐蕃会盟碑”以汉藏双语刻下“社稷叶同如一，各守本境”的誓言，并追述文成、金城公主的姻亲历史，标志着持续百余年的唐蕃争霸暂告段落。尽管这次“甥舅和盟”仅维持二十余年，但它为河西走廊的最终归唐与吐蕃帝国的瓦解埋下了伏笔。
纵观这百余年的唐蕃互动，可见三个鲜明特点：其一，和盟从来不是目的，而是双方调整战略部署的手段；其二，第三方势力（如回纥、南诏）的向背往往成为打破平衡的关键；其三，内政稳定直接决定外交成败——唐朝的藩镇问题与吐蕃的宗教贵族矛盾，最终共同削弱了两个帝国的扩张能力。当842年吐蕃陷入内乱后，张议潮在沙州振臂一呼，河西走廊重归唐土，而高原上的吐蕃政权再未恢复统一，这段跨越两个世纪的博弈最终以另一种形式画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