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一场席卷北欧与东欧的漫长冲突——大北方战争，最终以1721年《纳斯塔德条约》的签订而落下帷幕。这场战争的结局，远非简单的胜负可以概括，它深刻地改写了波罗的海沿岸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军事与地缘格局，其影响绵延数十年，甚至为后来的国际关系埋下了伏笔。
随着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陨落，一度团结的反瑞典同盟内部开始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战胜国们对于如何填补瑞典势力撤退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诉求。英国国王兼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与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都将目光投向了北德意志地区，渴望在此建立自己的影响力。而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则对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在波罗的海东南海岸的扩张野心深感忧虑。
与此同时，沙皇彼得一世的军队已遍布波罗的海沿岸，俄国不仅确立了在中欧东部的霸权地位，更开始寻求向西延伸，意图在梅克伦堡等地建立海军基地，这进一步加剧了战胜国之间的紧张关系。1719年初，乔治一世、奥古斯特二世与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六世在维也纳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其核心目标之一便是试图将俄国的边界推回至战前状态，遏制其迅猛的西进势头。
反瑞典同盟的裂痕很快便转化为各自的外交行动。汉诺威-大不列颠与勃兰登堡-普鲁士先后在1719年至1720年初，与瑞典单独签订了《斯德哥尔摩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标志着同盟的公开分裂。在谈判中，法国外交官积极调停，其目的并非帮助瑞典，而是为了防止瑞典在波罗的海南岸的势力彻底崩溃，从而维持该地区的均势，避免某一强国独大。最终，瑞典勉强保住了维斯马及瑞属波美拉尼亚北部。而汉诺威获得了不莱梅-费尔登，勃兰登堡-普鲁士则吞并了瑞属波美拉尼亚南部，北德意志的政治地图被彻底重绘。
外部的压力与内部的纷争同时困扰着战败的瑞典。王位继承问题引发了荷尔斯坦因-戈托普公爵查理·弗雷德里克与黑森-卡塞尔的弗雷德里克之间的激烈争夺。最终，后者在妻子乌尔里克·埃莱奥诺拉女王让权后，于1720年加冕为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为了尽快结束与丹麦的战争状态，弗雷德里克一世做出了重大让步：放弃对荷尔斯坦因-戈托普的支持，使其部分领土受丹麦控制；同时，瑞典还放弃了长期以来享有的海峡通行税豁免权。1720年6月签订的《弗雷德里克堡和约》，正式结束了瑞丹之间的战争，但也意味着瑞典在波罗的海西部的传统利益遭受重创。
在相继与西方各国媾和后，瑞典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的反俄情绪，尤其是奥地利和法国，幻想能借助外力从俄国手中收复东部失地。然而，当时英法两国深陷国内政治与彼此的矛盾之中，无暇也无意为了瑞典与强大的俄国正面冲突。这一希望最终化为泡影。
1721年8月30日，瑞典与俄罗斯签订了标志着大北方战争正式结束的《纳斯塔德条约》。根据条约，瑞典收复了被占领的芬兰，但永久性地割让了瑞属爱沙尼亚、立窝尼亚、因格里亚以及部分卡累利阿地区给俄罗斯。这些领土的丧失，不仅意味着瑞典失去了“波罗的海帝国”的大部分核心区域，也使其财政收入和战略纵深大幅缩减。
战争的创伤与对条约结果的不甘，驱使瑞典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多次发动旨在收复失地的对俄战争，如1741-1743年的瑞俄战争和1788-1790年的俄瑞战争，但均未能扭转乾坤。而波兰-立陶宛与瑞典之间，则未能达成新的正式和约，双方选择恢复1660年《奥利瓦和约》所确立的状态。
大北方战争的结局，对欧洲历史产生了两个最直接且影响深远的结果。首先，瑞典作为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欧霸主和“三十年战争”的胜利者，几乎丧失了所有在17世纪通过征战获得的海外领地，从此退出了欧洲一流大国的行列，转变为区域性强国。
其次，俄罗斯在沙皇彼得一世的领导下，通过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波罗的海出海口及其周边富庶领地，更重要的是，它以一个欧洲大国的崭新姿态，强势登上了欧洲政治的中心舞台。圣彼得堡的建立成为这一转变的象征，俄国从此成为东欧乃至整个欧洲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力量。这场战争不仅是两个国家的兴衰转折点，更是欧洲权力重心向东转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