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4年深秋，辽兴宗耶律宗真御驾亲征，统领十万精锐分三路渡过黄河，直指西夏腹地。辽军长驱四百里如入无人之境，最终在贺兰山北麓与李元昊的主力部队遭遇。初战告捷的辽军让习惯了对宋作战取胜的西夏君主第一次感受到同等体量对手带来的压迫感——尤其是当契丹援军源源不断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西夏军帐中的气氛陡然凝重。
面对辽军压境，李元昊展现出游牧民族领袖特有的战争智慧。他采取“边退边烧”的焦土策略，在撤退途中将方圆百里的粮草、居所尽数焚毁。这种极端战术精准打击了辽军“以战养战”的补给体系，导致契丹战马因缺乏草料成批倒毙。当辽军后勤陷入困境时，元昊恰到好处地派出使臣递上降表，这场精心设计的诈降戏码即将拉开决战序幕。
正当辽国君臣在营中商议受降事宜时，西夏军队突然发动奇袭。辽将萧惠仓促应战初占上风，不料贺兰山骤起的狂风裹挟沙石直扑辽军阵地。笃信天象的契丹士卒阵脚大乱，而熟悉本地气候的西夏军则趁势反攻。这场被后世称为“河曲之战”的战役以戏剧性转折收场——辽兴宗仅率数十骑狼狈逃脱，数十名贵族大臣沦为俘虏，差点成为自己妹夫的阶下囚。
河曲惨败后，辽廷在幽州等地张贴告示宣称大捷，但宋朝边关探子早已洞悉实情。《辽史·伶官传》记载了败军途中戏子罗衣轻的辛辣调侃：“陛下且看鼻子还在否？”——这暗指西夏惯于割掉辽俘鼻子再释放的羞辱手段。战败的刺痛促使辽兴宗全面升级西部防务，将云州升格为西京大同府，构建起辐射河套地区的军事指挥体系，为五年后的复仇之战埋下伏笔。
1049年，利用李元昊新丧之机，辽兴宗发动第二次征夏战争。虽然南路军遭伏击惨败，但北路军在贺兰山俘获西夏没移皇后及大批官僚家属，夺得大量牲畜而归。经此两轮较量，西夏在军事上证明了自己抗衡两大帝国的实力，在政治上获得了与宋辽平起平坐的实际地位。从此，尽管形式上仍需向两国称臣纳贡，但党项政权已稳固成长为西北地区的绝对强权，正式形成宋、辽、夏三朝并立的东亚新格局。
辽夏战争展现了11世纪游牧政权军事艺术的巅峰对决。李元昊将沙漠作战环境转化为战略优势的智慧，辽国构建跨区域补给体系的能力，以及双方对骑兵机动战术的创新运用，都成为后来金蒙崛起的军事教科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夏创造的“以空间换时间”防御策略，比欧洲同类战术早出现两个世纪，这种依托地缘特点的差异化作战思维，至今仍是军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