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70年，唐高宗咸亨元年，一场决定西域格局的决战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展开。这场被后世称为“大非川之战”的战役，不仅是唐与吐蕃争夺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控制权的关键一役，更成为大唐开国以来对外战争中最惨痛的失利之一，深刻影响了此后百余年的东亚地缘政治。
大非川，位于今日青海共和县西南的切吉平原，亦有学者考证其位于青海湖以西的布哈河流域。此地平均海拔逾四千米，东接碛石军，西连伏罗川，向北可至赤岭，向南扼守乌海与河口，是连接青海湖地区与吐蕃腹地的战略锁钥。而此战的真正胜负手，更在于其南部的乌海。乌海作为青藏高原的千年古道，曾是文成公主入藏的必经之路，谁控制了乌海，谁就掌握了战场的机动与补给命脉。唐军主帅薛仁贵对此有着清醒认识，其最初的战略布局正是围绕控制乌海而展开。
战役初期，薛仁贵的部署堪称精妙。他亲率精锐轻骑，倍道兼行，意图以闪电之势抢占乌海要地，形成有利态势。同时，他命令副将郭待封率领主力及辎重部队，于大非岭凭险固守，建立稳固的前进基地。这一“前锋突进、后勤稳守”的布置，本是应对高原作战、补给线漫长的上策。
然而，战争的走向往往取决于最脆弱的一环。郭待封自恃名将之后，不甘于执行守备任务，竟违抗将令，擅自率领辎重队伍尾随前进。这一行动不仅使庞大的运输队暴露在旷野之中，更彻底打乱了唐军的全盘计划。吐蕃主帅论钦陵，作为一代名将，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致命失误。他避开了薛仁贵所率的唐军锋锐，集中优势兵力，突袭并歼灭了郭待封部，将唐军粮草辎重尽数焚毁。后路被断、粮草尽失的薛仁贵部，顿时陷入绝境。
唐军之败，非战之罪，实乃多重不利因素叠加所致。首先，是“地利”的极端劣势。高原反应成为无形的杀手。唐军主力多来自低海拔地区，从鄯州（约海拔2300米）急速推进至四千米以上的战区，缺乏必要的适应时间。在严重缺氧环境下，士兵体力与战斗力呈断崖式下跌，史载“士卒疲乏”，实为生理极限的客观反映。
其次，在“人和”方面，将帅不和是溃败的导火索。郭待封的违令，表面是个人骄纵，深层则暴露了唐军高层指挥体系中的矛盾与裂痕。这种内耗在平时或可掩盖，在生死攸关的高原绝地，则被无限放大，导致全军覆没。
再者，吐蕃方面在“天时”与战略上准备充分。他们以逸待劳，充分利用本土作战的情报与补给优势。论钦陵的战略更是高明：始终避免与唐军精锐正面决战，而是运用骑兵机动性，专攻其薄弱环节，最终实现了以一场歼灭战锁定胜局。
大非川之战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此战之后，吐蕃不仅稳固占据了青海西部，原为唐朝属国的吐谷浑亦全境沦陷，成为吐蕃附庸。吐蕃借此战之威，真正奠定了其与大唐帝国分庭抗礼的西部霸主地位，唐蕃关系进入了长期战略对峙的新阶段。
尽管吐蕃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此战亦是一场惨胜。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唐军，吐蕃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吐蕃后续东进的势头，使得唐蕃边界在之后一段时期维持了相对均势。此战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关于将帅才能、军队协调的军事教训，更是一部关于帝国在极限环境下进行力量投送的深刻警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