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胡亥在赵高的怂恿下，对秦始皇的子女展开了系统性的清洗。根据史料记载，胡亥将十二位公子在咸阳街头“僇死”（枭首碎尸），十位公主在杜县被“矺死”（肢解分尸）。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几乎将始皇帝的直系后代一网打尽，为后来的皇位继承问题埋下了重重疑云。
当后人提及公子婴（或称子婴）时，常有人推测其为秦始皇之子。然而胡亥的清洗行动极为彻底——公子将闾三兄弟被囚于内宫后被迫自杀，公子高为保全家族主动请殉。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记载“诸公子，无得立者”，这意味着胡亥的兄弟几乎无人幸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若子婴真是胡亥兄弟，他如何能在这场浩劫中存活？这成为破解其身份的第一个关键矛盾点。
公子嬴高的选择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他上书胡亥，请求殉葬骊山以换取家族平安。胡亥对此大为欣喜，赐钱十万准其所请。这种“以死换生”的交易，在秦朝严苛的连坐法中实属特例。若公子高有子嗣存活，按照胡亥“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用人策略，这些子嗣很可能被树立为忠诚典范而获得优待。这为子婴可能是公子高之子提供了合理的历史情境。
胡亥即位初期欲诛杀蒙恬、蒙毅时，子婴曾当面进谏，以赵王迁杀李牧、齐王建诛忠臣而亡国的历史教训相劝。值得注意的是，胡亥虽未采纳其言，却未对子婴施加任何惩罚。这种特殊待遇表明：子婴在朝中的地位非同一般，绝非普通宗室子弟。若仅为公子高之子，很难想象他有如此胆识和影响力；若为扶苏之子，则更不可能在胡亥清洗名单中安然无恙。
赵高逼死胡亥后，曾“引玺而佩之”，却因“左右百官莫从”而无法称帝。司马迁记载他“乃召始皇弟，授之玺”，随后才“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这段记载常被误读，实则揭示了两个关键人物：首先是接受玉玺的“始皇弟”（应是宗室长辈），然后是正式被立的子婴。这种分两步走的权力交接，暗示子婴的即位需要经过宗室元老的认可，其身份更可能是备受尊重的皇孙而非皇弟。
子婴即位前，赵高令其斋戒五日以行庙见之礼。子婴识破这是“欲因庙中杀我”的阴谋，遂称病不出。当赵高亲自前往斋宫催促时，子婴与二子合力将其刺杀，并“三族高家以徇咸阳”。这场干净利落的行动，展现了子婴对政治风险的敏锐判断和果敢执行力。一个能在如此险恶环境中精准反击的人物，必然深谙宫廷斗争之道，这与其长期身处权力核心的经历相符。
公子高在请死书中提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这种超规格的恩宠暗示着：公子高一支在始皇时期就备受重视。若子婴为其子，很可能自幼便受始皇青睐，如同康熙对弘历的隔代宠爱。这种特殊的成长经历，既能解释子婴在百姓中的贤名，也能说明胡亥为何对其既忌惮又不得不倚重——他代表着宗室中一支深得民心的正统力量。
剥开层层史料迷雾，子婴最合理的身份应当是：公子高之子、胡亥之侄、秦始皇之孙。这个身份既能解释他为何躲过清洗（其父以殉葬换家族平安），又能说明他的政治资本来源（祖父恩宠积累的声望），还能契合他在权力过渡中的特殊地位（宗室与百姓共同认可的人选）。在秦朝最后的日子里，子婴就像一面镜子，既映照出这个帝国血腥的权力逻辑，也折射出宗法制度下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他46天的统治，不仅是秦朝的绝响，更是中国帝制早期权力传承模式的一个特殊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