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张柬之是一个充满矛盾与传奇色彩的名字。他年逾八十，以老迈之躯策划并主导了震惊朝野的“神龙政变”，一手将李唐江山从武则天手中夺回，被誉为“中兴第一功臣”。然而，这位力挽狂澜的老臣，却在功成名就后迅速陨落，最终客死他乡。他的一生，究竟是怎样的跌宕起伏？后世史家又对他作何评说？
张柬之，字孟将，出生于襄州襄阳。他并非少年得志，其政治生涯堪称大器晚成的典范。早年他博览经史，考中进士，从清源县丞这样的基层官职做起。凭借过人的学识与胆识，他通过难度极高的“贤良方正科”制举，得以进入中央，历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等要职。然而，他刚正不阿的秉性，使他因直言进谏触怒了当时大权在握的武则天，从而被外放为合州、蜀州刺史。
命运的转机来自于两位贵人的赏识。先是名相狄仁杰向武则天力荐，称其“虽老，宰相材也”。此后，另一位宰相姚崇也评价他“沉厚有谋，能断大事”。在两位重臣的接连举荐下，张柬之最终重返权力中心，官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八十高龄登上了宰相之位，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朝廷内外暗流涌动。以张柬之为核心，联合桓彦范、敬晖、崔玄暐、袁恕己（合称“五王”），果断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率兵入宫，诛杀了武则天宠信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迫使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复位，史称“唐中宗”。这场政变犹如雷霆一击，成功结束了武则天长达十五年的“周”朝统治，使国号重归“唐”室，张柬之也因此功受封汉阳郡公，后晋封郡王，位极人臣，达到个人事业的巅峰。
然而，这场政变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出于多种考虑（或谓心慈，或谓策略失误），张柬之等人并未对武氏家族势力（如武三思）以及武则天本人进行彻底清算，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宗复位后，朝廷很快形成了新的权力格局。皇后韦氏与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勾结，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联盟。他们深得中宗信任，反而将张柬之等功臣视为权力威胁。很快，“五王”便遭到排挤与构陷，被剥夺实权。
张柬之先是被明升暗降，剥夺宰相之权，随后更是一贬再贬，最终被流放到荒远的岭南泷州（今广东罗定）。此时他已年过八十二，在忧愤与疾病的交加中，于流放地凄然离世。直到唐睿宗李旦即位后，才为他平反，追赠司徒、中书令，谥号“文贞”，并得以配享中宗庙庭。
除了政治家的身份，张柬之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诗人与文人。他的作品虽传世不多，但题材广泛，既有边塞情怀，也有个人抒怀，更不乏经世致用的策论。
在诗歌方面，其《出塞》一诗颇具盛唐边塞诗的雄浑气概，展现了其豪迈的胸襟。《东飞伯劳歌》、《大堤曲》等乐府诗则风格婉转，情感细腻。在政论文章方面，《请罢姚州屯戌表》是他针对西南边疆治理提出的重要奏疏，体现了其务实的政治眼光；而《对贤良方正策》则是他早年参加制举时的策论答卷，系统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是其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对于张柬之的历史评价，自古至今议论纷纷，但核心都围绕其“定策复唐”之功与“除恶不尽”之过。
唐代的杜牧盛赞其“手提社稷，上还中宗”。宋代史学家在《新唐书》中则进行了更深刻的反思，认为五王“知火在木，谓其无伤”，即看到了危险（武氏余孽）却未根除，最终导致火势复燃，自身反受其害。明清学者如王世贞、蔡东藩等人，也大多持“壮其功、惜其败、恨其疏”的复杂态度，认为他在政治上的“不敏”与“欠防微”，是导致悲剧的主因。
纵观张柬之的一生，他是一位忠诚的唐室拥护者，一位有魄力、有谋略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扭转乾坤。但他或许并非一位深谙权力斗争残酷性的权谋家。他的成功，在于其无与伦比的勇气与决断；他的失败，则在于对政治复杂性预估的不足以及对君主的过度信任。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荣辱沉浮，更是对“功成身退”这一古老政治智慧的血泪诠释，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