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刘备生涯的转折点。上半年，他在汉中正面击败曹操，达到事业巅峰；下半年，关羽败走麦城、荆州易主，让蜀汉的崛起之路突遭重挫。这种从云端跌落的心理落差，成为推动刘备倾国伐吴的重要情感动因。
当刘备决意东征时，朝中确实存在反对声音。赵云曾谏言：“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主张先伐魏国。但需要注意到，正史中并未明确记载诸葛亮曾率众臣激烈谏阻。作为“隆中对”战略的提出者，荆州本就是诸葛亮规划中北伐的重要支点，其态度可能比演义描写更为复杂。
刘备在世时期，诸葛亮的角色更偏向战略规划与内政管理。汉中之战刘备倚重法正为谋主，入川之战主要依靠庞统献策，这些安排反映出刘备对人才的特长有着清晰认知。诸葛亮在《三国志》中的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恰恰暗示了当时他在军事决策圈并非核心角色。
将诸葛亮留在成都有其战略必要性：其一，当时曹丕刚篡汉自立，北方防线需要统筹；其二，成都作为新定之都，需要重臣稳定政局；其三，诸葛亮擅长内政与后勤调配，这正是远征军最需要的支撑。这种安排体现的是人尽其才的用人智慧，而非简单的信任问题。
夷陵之战初期蜀军势如破竹，但面对陆逊的持久战术时，暴露出远征军的补给难题。若从后世视角看，诸葛亮后来北伐时发明的木牛流马等后勤技术，或许能缓解当时的补给压力，但这属于历史局限下的后见之明。刘备当时的决策团队，确实缺少能破解僵局的战术型谋士。
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具有多维度特征：在战略规划上高度契合，在政务处理上绝对信任，但在具体战术执行层面，刘备更倾向倚重专业军事谋士。这种分工在创业期具有合理性，直到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才在战争实践中逐渐展现其全面的军事才能。
历史总在特定条件下展开。夷陵之战的败局，是战略判断、战术执行、国际形势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诸葛亮的留守，既是对其政才的善用，也是蜀汉政权在人才结构上尚未完备的体现。这场战役的教训，反而促使后来诸葛亮治蜀时更加注重培养多元化的军事人才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