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元年，一场由张柬之、崔玄暐等人主导的宫廷政变，迫使女皇武则天退位，太子李显重登大宝，史称“神龙政变”。表面看来，李显应当对助其复位的大臣感恩戴德，然而历史走向却截然相反。这位新君不仅未予厚赏，反而在不久后对主要功臣进行打压与清洗，其背后缘由，远非简单的“兔死狗烹”可以概括。
要理解李显的态度，首先需审视“神龙政变”的性质。早在圣历元年，武则天已下诏将李显从房陵召回并立为太子，这实质上公开宣告了“复李唐神器”的政治决心。在其执政晚期，朝廷在李唐、武家及旧臣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政局相对平稳。然而，武则天晚年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过度宠信，打破了这一平衡。二张恃宠而骄，干涉朝政，得罪了李唐宗室、朝中重臣乃至禁军将领，更关键的是，他们日夜侍奉于病榻前的武则天，引发了外界对其可能篡改遗诏、阻挠太子即位的深切担忧。
正是这种担忧，促使张柬之等人决意先发制人。但政变发生时，武则天并未改变还政李唐的初衷，二张也并未真正实施篡逆之举。因此，政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为防范一个“可能发生的风险”而采取的激烈行动。其结果是，武则天的退位并非出于本意，李显的登基时间虽被提前，过程却充满了“以子逼母”的伦理压力。
对于唐中宗李显而言，这场政变带来的并非纯粹的喜悦。一方面，他因政变背负了迫母退位的道德包袱；另一方面，以张柬之为首的五位核心功臣（即“五王”）因拥立之功，迅速掌握了朝廷核心权力，形成强大的功臣集团。李显的皇权自即位之初便受到这一集团的制衡与威胁。他深知，这群大臣既然能联手推翻一代女皇，未来若自身皇权与之冲突，难保不会再次成为被针对的对象。这种潜在的不安全感，是帝王心术中最深的忌讳。
此外，李显的皇后韦氏与女儿安乐公主野心勃勃，渴望效仿武则天掌权。她们对功高震主的“五王”集团深感忌惮，不断在李显身边进言，加剧了皇帝对功臣的疑虑。皇权、后权与相权之间的复杂博弈，使得李显必须做出选择。
李显最初采取的是明升暗降的策略。他将张柬之等人封为郡王，同时剥夺其实权，调离中枢要职。这并未消除他的不安。在韦后、武三思（武则天侄子，此时已与韦后结盟）的谋划下，一系列构陷随之而来。“五王”先后被诬以各种罪名，遭到流放。张柬之、崔玄暐在流放途中郁郁而终，其余几人则被派遣的使者逼令自尽或被杀害，结局凄惨。
李显对功臣的冷酷处置，固然有其巩固个人皇权的私心，也反映了神龙政变后唐朝中枢政治的混乱与脆弱。政变虽恢复了李唐国号，却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新权力结构，反而开启了韦后干政、安乐公主弄权乃至后续玄宗平定乱局的连锁序幕。功臣们的悲剧，恰是这段动荡过渡期的鲜明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