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覈，字永先，出身于吴郡武进。他的仕途始于地方实务，曾担任上虞尉与典农都尉，负责管理郡内的农业生产与田租事务。因其学识渊博，被选拔进入秘府担任郎官，后晋升为中书丞。在吴主孙亮在位期间，华覈与太史令韦昭、薛莹等学者共同承担了编撰国史《吴书》的重任。公元263年，曹魏大军攻伐蜀汉，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作为同盟国的东吴臣子，华覈曾郑重上表，表达了对蜀汉覆亡的深切哀悼，展现了其恪守邦交礼仪的士人风范。
永安七年，吴景帝孙休驾崩。权臣万彧向执政的濮阳兴与张布极力推荐孙皓，称赞其好学守法，颇有先主孙策遗风。当时蜀汉已亡，交趾叛乱频仍，东吴朝野均期盼一位年长的君主稳定局势。于是，濮阳兴与张布说服朱太后，拥立时年二十三岁的孙皓继位。孙皓登基后，改元元兴，大赦天下，并对群臣进行封赏。在此次权力更迭中，华覈因才学与资历获封徐陵亭侯，进入了其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宝鼎二年，孙皓意图大兴土木，建造奢华新宫。他命令两千石以下官员皆入山林督伐木材，耗资巨万。时值盛夏，此举严重影响了农事与边防。华覈毅然上书劝谏，指出夏季是农事关键时期，不可兴土木、聚诸侯、动大众，否则恐招致灾祸。他恳请孙皓以民为本，珍惜民力，专注农耕以备不时之需，勿因追求宫室华美而动摇国本。然而，孙皓并未采纳他的忠言。此后，华覈被任命为东观令，兼领右国史。他虽曾推辞，但孙皓令其以博学之才赞颂时政，华覈只得领命。
东吴社会风气日益浮华奢侈，华覈再次上疏，建议朝廷重视农时，减免各地劳役，使百姓能专心从事桑农，以固国本。遗憾的是，这份切中时弊的奏疏依旧未能引起朝廷的实际重视。随着年事渐高，孙皓特许华覈可呈送未经誊写的草稿表章，以示优容，但华覈始终恪守臣礼，未敢僭越。后来，孙皓命其草拟文章，华覈便写下了一篇充满谦卑与感恩的文字。文中，他以“草芥凡庸”自比，感激皇恩浩荡，同时表达了自己对未能充分报效国家的愧疚，以及奉诏为文时的惶恐之心。这篇文章巧妙地以自贬方式，既回应了君命，又流露出在强势君主下的谨慎与自保心态。
天册元年，华覈在任内因微小过失被免去官职。数年后，于天纪二年逝世。纵观其在孙皓朝的经历，华覈始终保持着传统士大夫的尽责与直谏本色，屡次就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同时，在君主刚愎、朝政日非的环境中，他也展现出一种审时度势的生存智慧——通过恪守臣节、言辞谦恭来维系自身的安全与立场。他的生涯，折射出在动荡时代，一位有识文臣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平衡与抉择。
华覈的史学贡献同样不容忽视。他与同仁编纂的《吴书》，虽原书已佚，但其部分内容为后世了解三国时期东吴历史提供了珍贵材料。他的文章与奏疏，也被陈寿在《三国志》中收录，使其政见与文采得以流传后世，成为研究三国末期东吴政治与社会风貌的一扇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