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历史的棋局中，荆州始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要地。赤壁一战，曹操北归，天下三分之势初显。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赤壁之战中出力甚多的东吴孙权，为何在战后对刘备南下收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的举动，采取了近乎默许的态度？这背后，远非简单的“盟友情谊”可以解释，而是交织着战前协议、政治名分与战略重心的多重考量。
赤壁之战前，刘备势单力薄，遣诸葛亮赴江东游说孙权。诸葛亮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促成了孙刘联盟，更在于为战后的格局描绘了蓝图——“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这句话看似是形势分析，实则是未来利益分配的潜台词。联盟的建立并非毫无条件的互助，双方必然对战后荆州的归属有过初步的磋商与默契。正如多年后孙权称帝，双方仍能细致讨论灭魏后的疆土划分方案一样，在赤壁战前，一份关于胜利果实的“隐形协议”很可能已经存在，这为刘备后续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刘备攻取荆南四郡，并非赤裸裸地扩张自家地盘，而是巧妙地打出了刘琦这张牌。刘琦身为刘表长子，在荆州具有天然的继承合法性与号召力。刘备上表朝廷荐刘琦为荆州刺史，再以其名义南征，在法理与情理上都占据了制高点。对于孙权而言，曹操虽败，但荆州在法理上仍属朝廷（曹操控制下的朝廷），刘备以刘表继承人名义收复“失地”，孙权若强行阻止，不仅师出无名，更会立刻破坏脆弱的联盟，将自己置于政治上的被动境地。这面“政治旗帜”，是刘备行动的关键护身符。
从地理与经济价值看，荆南四郡在当时并非核心利益区。这些郡县虽地域广阔，但开发程度较低，人口稀少，多山岭丘陵，其战略价值远不如地处长江以北、水陆要冲的南郡（江陵）或直面曹操威胁的淮南地区。赤壁战后，东吴的战略重心非常明确：周瑜集中精锐与曹仁在南郡展开长达一年的惨烈争夺，意在控制长江中游咽喉；孙权则亲率大军北上进攻合肥，企图将防线推至淮河一线。东吴的精力被这些硬仗牢牢牵制，无暇南顾。在他们眼中，荆南四郡的“边角料”与江北要地相比，分量太轻，不值得在此时与刘备撕破脸皮去争夺。
最终，赤壁之战后的荆州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割据局面：曹操保有南阳郡及江夏郡北部；孙权夺得南郡大部及部分江夏之地；而刘备则坐拥荆南四郡。这一格局，恰恰是战前形势、战时贡献与战后博弈的共同结果。刘备以此为基础，后来才得以“借”得南郡（实为孙权在鲁肃建议下的战略妥协），并最终西取益州，真正实现了“跨有荆益”的隆中对构想。从结果反推，孙权当时的“坐视”，或许并非短视，而是在复杂形势下的一种务实选择——与其争夺贫瘠的南方，不如巩固江北战线，并维持一个能在侧翼牵制曹操的盟友。只是他未曾料到，这个盟友的成长速度，最终会超出东吴的掌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