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三年十二月，元朝遣使南下，与南宋达成和议，约定双方罢兵修好，并在樊城外设立榷场以通商互市。这一看似缓和的举措，实则为一场精心策划的战略欺骗。南宋朝廷未能识破元朝的真实意图，竟允许榷场规模不断扩大。短短数月内，栅栏围起的范围已达数里，其布局俨然成为一座军事营垒的雏形。仅仅五个月后，元朝五万铁骑如旋风般突至，在劫掠屠戮场内的宋朝商贾后，迅速将这座“贸易市场”转变为前沿军事据点。此举不仅一举掐断了樊城至关重要的粮道，更为元军提供了制造攻城器械、集结兵力的战略支点。随着元朝大军日益云集，襄樊二城的局势急转直下，一场决定王朝命运的攻防战已悄然拉开序幕。
忽必烈任命阿术为主帅，刘整为副将，率领蒙古铁骑及新附的南宋水师，正式对襄樊发起进攻。一方是横扫欧亚、野战无敌的蒙古精锐，另一方是南宋经营半个世纪、城坚池深的边防重镇。战争初期，双方在一年内交锋超过两百次。宋军虽在野战中处于下风，但凭借汉水天险与坚固城防，仍能有效阻滞元军的攻势。战争的残酷催生了军事技术的革新。元军借助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工程专家，对回回炮（投石机）进行了革命性改进，大幅提升了其射程、精度与发射速率。改良后的巨型投石机，每日可造成守军上百人的伤亡，极大地加剧了战争的惨烈程度。
战事陷入胶着后，南宋朝廷紧急调遣四川、两淮的军队驰援。襄阳守将吕文焕亦多次主动出击，试图打破封锁，但均被元将阿术击退。樊城被围一年之际，张世杰率先率军赶到，在汉水上与元军展开激战，意图打通粮道，却因逆流作战、阵型不利而败退。随后，夏贵利用春汛，成功将一批补给送入襄阳，短暂提振了守军士气。然而，接下来的数次大规模救援——包括夏贵率五万大军、三千战船的强攻——皆因元军沿江堡垒体系的顽强阻击而宣告失败。屡次援救失利，导致宋军生力军损耗惨重。雪上加霜的是，坐镇边境四十年的最高统帅吕文德于此时病逝。主帅身亡，外援无望，恐惧与绝望的情绪开始在困守孤城的宋军中弥漫。
至此，战争天平彻底倒向元朝一方。元军名将云集，阿术、史天泽、张弘范、刘整等皆汇聚于城下，十万精锐完成了对襄樊的立体合围。元军改变强攻策略，采纳史天泽之谋，采取“筑垒围城，步步为营”的长期围困方针。他们通过修筑连绵的城墙、堡垒，如同绞索般逐步压缩宋军的活动空间，最终将守军完全封锁在襄、樊两座孤城之内，失去了所有的战略纵深。同时，元军对任何来援的宋军部队予以毁灭性打击，逐步耗尽了南宋可调动的战略预备力量。至1273年，樊城在元军集中力量猛攻下陷落。襄阳彻底成为一座外无援兵、内乏粮草的绝地，城内饿殍遍野，伤兵满营，士气彻底崩溃。在元朝承诺保全军民性命的劝降下，坚守六年的吕文焕最终于1273年二月开城投降。历时近六年的襄樊之战，以南宋的惨败告终。
襄樊之战不仅是宋元战争的关键转折点，更是一场浓缩了战略、外交、技术与意志的经典战役。元军从“假和议、真备战”的外交欺诈，到利用榷场进行战术欺骗与前期部署；从引进技术改良攻城武器，到执行坚决的长期围困与打援战略，展现了一套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性战争艺术。反观南宋，则在战略判断上接连失误，对威胁反应迟缓，救援行动缺乏协同，最终坐视战略要地陷落。正如元将刘整所预言：“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得。”此战之后，南宋长江防线门户洞开，不过数年，便国祚倾覆。然而历史的长河总是循环往复，百余年后，起义军领袖陈友谅正是在襄阳、汉口一带的水战中大破元军，为元朝的衰亡敲响了丧钟，这似乎也为这场跨越世纪的攻防战，添上了一笔充满宿命感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