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下半叶，越南大地正经历着深刻的分裂与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持续已久：南方由阮主家族掌控，北方则由郑主家族挟持后黎朝皇帝作为傀儡。两大统治集团均腐败不堪，民怨沸腾，为后来的巨变埋下了伏笔。1771年，西山阮氏三兄弟揭竿而起，这场被称为“西山起义”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先后推翻了南阮北郑的统治。然而，胜利并未带来和平，新政权内部矛盾与北方旧势力的反扑，使得越南陷入了新一轮的内乱漩涡。
在混乱的政局中，后黎朝末代君主黎愍宗（昭统帝）仓皇北逃，其皇室成员更是避入清朝广西境内。这一事件直接成为了东亚两大政权碰撞的转折点。黎氏遗臣不断向清廷求救，希望借助北方巨人的力量恢复社稷。此时，坐镇紫禁城的乾隆皇帝正处在其统治的鼎盛时期，对于“藩属”的求援与边境的变局，朝廷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两广总督孙士毅力主出兵“扶黎灭阮”，而更为谨慎的大臣则担忧陷入安南泥潭。最终，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在宠臣和珅的影响下，决意挥师南下，一场跨越国境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1788年末，清军兵分两路，自镇南关浩荡而出。在总督孙士毅的指挥下，清军凭借优势兵力与装备，初期进展颇为顺利。西山朝守军或降或逃，清军连克要地，并成功利用心理战术，虚张声势，使得沿途许多守军不战自溃。在关键的市球江与富良江战役中，清军更是通过巧妙的迂回与偷袭，击溃西山军主力，并于当年农历十月末顺利占领北越核心——升龙（今河内）。此时，黎愍宗在清军护卫下重返故都，看似清朝的“扶黎”大业即将完成。
然而，战争的转折往往发生在最松懈的时刻。占领升龙后，主帅孙士毅沉溺于胜利的欢宴，并未遵乾隆旨意及时班师，也未对败退的西山军主力进行有效追击与防范。西山朝领袖阮惠（阮文惠）抓住战机，秘密集结精锐，并于1789年正月，趁清军欢度春节、戒备松弛之际，发动了闪电般的反攻。从山南到河洄营，西山军攻势凌厉。正月初五，玉洄垒被攻陷，清军防线彻底崩溃，官兵死伤惨重，仓皇北逃。孙士毅仅以身免，砍断浮桥才得以逃脱，黎愍宗再次流亡，最终病逝于北京。这场被越南史书大书特书的“壬辰年大捷”，以清军的惨败告终。
战败的消息传回北京，乾隆帝震怒，革去了孙士毅的爵位与职务。但面对现实，清廷也不得不重新评估局势。得胜的阮惠深知无法长期与清朝对抗，于是主动遣使谢罪、请求册封。乾隆皇帝顺水推舟，授予阮惠“安南国王”封号，事实上承认了西山朝对安南的统治。而对于失去利用价值的黎愍宗及其宗室，清廷则将其软禁于京师，不再支持。一场轰轰烈烈的军事干预，最终以外交上的妥协收场。值得一提的是，阮惠并未真正臣服，他曾秘密筹划联合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力量（如郑一、张保仔等）及天地会反清势力，意图北犯，只因1792年其突然病逝，这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才戛然而止。
这场被称为“清越战争”或“清军入越”的冲突，虽被乾隆帝列入其自我标榜的“十全武功”，却难掩其劳师远征、最终失利的事实。它不仅是中越关系史上一个关键节点，更折射出18世纪末东亚朝贡体系内部复杂的权力博弈与现实主义的政治逻辑。战争的结果深刻影响了越南的民族叙事，同时也让清朝的边疆经略政策变得更加审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