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深刻的政治转型期。室町幕府的权威在应仁之乱后已名存实亡，将军的政令难以越出京都。细川氏、大内氏、斯波氏等强大的守护大名，不仅无视幕府，其内部也频频上演权臣架空主君、甚至取而代之的戏码。整个日本列岛，实际上已陷入一种“分权式割据”的状态。
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与重组，深刻地影响了当时东亚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活动——明日勘合贸易。各方势力都试图掌控对明贸易的主导权，因为这不只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更是政治威望与实力的象征。第八次遣明贸易团的组成，便是这种角力的缩影：大内氏与细川氏暂时联手，排挤幕府，共同组织船队。然而，脆弱的联盟之下，暗流早已涌动。
在联合船队正使了庵桂梧出发前，细川氏秘密派遣了另一艘贸易船，由一位名叫宋素卿的华人担任使节，抢先驶往明朝。宋素卿原名朱编，本是浙江鄞县人，幼年时因家庭债务被抵给日本商人，后成为细川氏的家臣。他精通中日两国情势，成为细川氏在对明交往中的关键人物。
正德四年（1509年），宋素卿抵达北京。由于缺乏正式国书，他通过重金贿赂太监刘理，得以破例参与宫廷庆典并获得丰厚赏赐。明朝政府虽知其身份可疑，但为避免外交事端，仅作警告后便遣其回国。这次成功的“抢先交易”，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第一重伏笔。
而当正使了庵桂梧率领的船队抵达宁波时，又因进京人数限制等问题与明朝地方官员发生争执。更关键的是，此次明朝颁发的新勘合（贸易许可证），最终落入了在使团中占据优势的大内氏手中。这张“纸片”，即将成为点燃战火的引信。
大永三年（1523年），掌握正德新勘合的大内氏，组织了第九次遣明船队，由宗设谦道率领，于四月率先抵达宁波。得知消息的细川氏不甘示弱，立刻派鸾冈瑞佐与宋素卿率另一船队兼程追赶，于数日后抵达。
矛盾在验货与宴席安排中彻底爆发。市舶司（海关）查验时，两派就勘合的新旧真伪发生争执。宋素卿故技重施，贿赂太监赖恩，使得后到的细川氏船反而得以优先验货。随后在嘉宾堂的招待宴会上，主办方又将细川氏使节鸾冈瑞佐置于宗设谦道之上。连续的“不公”待遇，激怒了大内氏一方。
宗设谦道麾下多彪悍之辈，其中不乏亦商亦盗者。他们强行打开市舶司的武库，夺取兵器，当场格杀鸾冈瑞佐。宋素卿在明军保护下仓皇出逃。宗设一伙随后纵火焚毁嘉宾堂，追杀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未果，折返途中在宁波城内大肆劫掠，并夺船出海。备倭明军在追击中战败，指挥官刘锦等人阵亡。这场由贸易席位纠纷引发的血腥武斗，最终升级为震惊明朝的“宁波之乱”。
事件以明朝方面处置相关责任人告一段落。宋素卿被下狱，数年后伏诛。漂至朝鲜的被俘日本船员被引渡回国对质，坐实了争端原委。明朝政府深感其弊，于1529年废止了宁波市舶司太监一职，大大收缩了官方贸易渠道。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持续近百年的明日官方勘合贸易至此名存实亡。一方面，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各大名忙于内战，无暇组织大型官方贸易。另一方面，官方渠道的堵塞，催生了规模空前的走私贸易。沿海的豪族、商人甚至明朝官员相互勾结，舟山群岛的双屿港等地成为繁盛的走私据点。这些亦商亦盗的武装集团，在利益驱动下日益猖獗，最终演变为嘉靖年间肆虐中国东南沿海的“后期倭寇”狂潮。
争贡之役，看似一场偶然的地方性外交冲突，实则是日本战国乱世投射在东亚国际秩序上的必然结果。它如同一把钥匙，关闭了官方贸易的大门，却打开了走私与海盗的潘多拉魔盒，深刻地改变了16世纪东亚海洋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