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秋，曹魏集结二十余万大军，分兵三路南下伐蜀。钟会、邓艾等名将领军，势如破竹。短短数月之间，蜀汉防线全面崩溃，后主刘禅在成都开城投降，立国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宣告灭亡。
传统史观常质疑：当曹魏大举攻蜀时，作为盟友的东吴为何袖手旁观？难道孙吴君臣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事实上，历史记载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图景。
据史料记载，蜀汉告急文书于当年十月抵达建业。东吴朝廷迅速反应，立即部署三路援军：大将军丁奉率主力北上寿春，实施“围魏救赵”之策；将军留平赶赴南郡与施绩会合，商议从荆州方向经永安入蜀；同时派遣丁封、孙异沿汉水西进，试图直抵汉中前线。这套立体救援方案，几乎动用了当时东吴所有可能入蜀的路线。
然而历史给这个救援计划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就在东吴调兵遣将之际，十一月便传来刘禅投降的消息。“蜀主降魏问至，然后罢”——这九个字道尽了东吴的无奈。从接到求援到蜀汉灭亡，仅月余时间，纵有救援之心，亦无回天之力。
巴蜀之地素有“天府之国”美誉，剑门关、阳平关等险隘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蜀汉坐拥十万军队，据险而守，为何在短短三个多月内土崩瓦解？
这需要从军事部署和政治生态两个维度剖析。在军事层面，蜀汉长期实行的汉中防御体系被彻底改变；在政治层面，连年征战导致民力凋敝，朝中主战派与保守派矛盾激化。当魏军压境时，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加速了政权的崩溃。
作为蜀汉后期军事统帅，姜维对蜀汉速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战略方针的偏差。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坚持“以攻代守”，先后十一次北伐中原。这种持续用兵虽彰显了“汉贼不两立”的政治姿态，却严重透支了蜀汉国力。老将廖化曾痛心疾首：“用兵如果不收敛，必将自食恶果！”这反映了军中普遍存在的厌战情绪。
其次是防御体系的改造。自魏延镇守汉中以来，蜀汉一直采取“重门御敌”策略，凭借秦岭天险层层设防。姜维却改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新战术，主动放弃外围险要。当钟会大军突破阳平关长驱直入时，汉中腹地已无险可守。
最后是战术执行的失败。邓艾奇袭沓中时，姜维率领的蜀军主力在强川口遭遇惨败。《三国志》记载：“月馀，维为邓艾所摧，还住阴平。”主力部队的迅速溃败，使得邓艾能够冒险偷渡阴平，直插成都平原。
蜀汉的灭亡看似突然，实则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东吴援军未至，固然有地理阻隔、时间紧迫的客观限制，但根本原因在于蜀汉自身防线的快速崩溃。
试想，如果姜维能在汉中或沓中挡住魏军其中一路，哪怕只是拖延数月，战局都可能改写。东吴的寿春攻势已牵制了部分魏军，荆州方向的援军也在集结。只要蜀汉能坚持到援军抵达，三国鼎立的局面或许还能延续。
历史没有如果。蜀汉的迅速败亡，不仅让东吴的救援成为徒劳，也彻底改变了三国力量对比。此战之后，曹魏完全掌控长江上游，对东吴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十五年后，当晋军楼船顺流而下直抵建业时，不知道东吴君臣是否会想起当年那个来不及救援的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