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帝国迎来了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1556年，腓力二世继承王位，他所统治的疆域不仅覆盖了西欧大片领土，更将势力延伸至遥远的加勒比海群岛。从墨西哥、秘鲁到智利的广袤土地上，西班牙的旗帜高高飘扬。广阔的太平洋几乎成为其内海，满载珍宝的帆船得以在瓦尔帕莱索至巴拿马之间的航线上安然行驶。1580年，随着葡萄牙王室血脉断绝，腓力二世依据继承权加冕为葡萄牙国王，伊比利亚半岛实现了统一。自此，葡萄牙遍布大西洋、非洲沿岸、印度乃至东南亚的殖民据点与商站，尽数并入西班牙版图，一个横跨东西半球的“日不落帝国”雏形已然显现。
然而，西班牙从美洲攫取的巨额财富，如同磁石般吸引着其他欧洲强国的目光。早在1555年，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便袭击了古巴哈瓦那，并在佛罗里达海岸尝试建立据点，这标志着西班牙的垄断开始受到冲击。与此同时，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英格兰，也将视野投向了海外。自1497年卡伯特兄弟发现纽芬兰起，英国的海外探险时代便已开启。当约翰·霍金斯与法兰西斯·德雷克等人以奴隶贸易等“三角贸易”形式渗入西班牙视为禁脔的美洲殖民地时，马德里当局将这些英国冒险家视为对其经济命脉最直接的威胁，矛盾日益尖锐。
1568年，在墨西哥的圣胡安德乌卢阿港，霍金斯船队遭遇西班牙舰队的突袭，几近全军覆没，这一事件成为英西关系公开恶化的导火索。双方自此进入了漫长的相互试探与低烈度冲突阶段。到了1585年，面对西班牙弗兰德斯军团在尼德兰的强势推进，处境艰难的荷兰人获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支持，双方签署了《农萨奇条约》。英国承诺提供军事与财政援助，这实质上标志着英国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与西班牙进入了“官方”的敌对状态。而1587年，前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因卷入反对伊丽莎白的阴谋被处决，则给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一个绝佳的战争借口。尽管外交场合仍弥漫着和平的烟雾，但在里斯本，由经验丰富的圣克鲁兹侯爵指挥的“无敌舰队”已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一场决定大西洋乃至世界格局的终极海战，已如箭在弦上。
格拉沃利讷海战并非一场孤立的事件，它深刻反映了16世纪海权思想的变革。与西班牙依赖重型战舰和接舷登舰的传统战术不同，英国海军在德雷克等人的影响下，开始注重舰船的机动性与远程火炮的运用。这种战术思想的差异，在海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地缘政治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吉利海峡变幻莫测的天气与复杂的水文条件，成为了英国本土防御的天然盟友。这场战役不仅是两个国家的对决，更是新旧海洋霸权思想、不同海军建设模式的一次历史性检验，其结局深远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海洋战略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