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蜀汉的建立与稳固，诸葛亮的功绩堪称基石。从隆中对策、联吴抗曹，到西取益州、北定汉中，其战略谋划贯穿了政权从无到有的关键历程。更为人称道的是其治蜀之功，史载在其治理下，蜀汉“田畴开辟，仓廪充实，器械精利，蓄积丰饶”，百姓得以安居复业。将一个疲敝之地发展为足以抗衡曹魏的势力，仅此一点，便难以将“罪魁祸首”之名加于其身。
后世常有人批评诸葛亮五次北伐，耗尽了蜀汉国力。然而细察历史，此论有失偏颇。北伐并非仓促之举，此前诸葛亮用了数年时间休养生息、平定南中，为军事行动积累了物质基础。北伐中，蜀军更注重“军屯耕战”，在汉中等地实行屯田，力求粮草就地补给，甚至有记载称蜀军退兵后，魏军仍能缴获其遗留粮草。这说明北伐虽带来负担，但诸葛亮已竭力将其控制在可持续范围内，并未导致民生凋敝、经济崩溃。
“蜀国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窘境，多出现在诸葛亮去世、姜维北伐时期。诸葛亮在世时，确实更侧重于政治与治国人才的培养与举荐。他临终前密表后主，推荐蒋琬、费祎相继接替己任。此二人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或治国井井有条，或执行休养生息之策，延续了蜀汉的稳定。在军事将领的储备与梯队建设上，诸葛亮或许未能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这可视作其执政的一个短板。但将蜀汉后期人才凋零的全部责任归咎于他一人，显然忽视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后继者的责任。
纵观历史，在四川盆地建立的割据政权，其寿命往往难以长久。蜀汉能存续四十二年，在同类政权中已属历时较长者。益州虽富庶险要，易守难攻，但其封闭的地理格局，在中原形成统一强权后，便难以长期抗衡。蜀汉若想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可能是在中原混战未定时，全力北出关中，将战略重心前移，但这无疑是一条成功率极低、异常艰险的道路。因此，蜀汉的灭亡，更多是地缘政治劣势与天下归一历史大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诸葛亮以其超凡的智慧与忠诚，为蜀汉政权注入了远超其地理体量的生命力与韧性。他的决策或有时代局限，但其人绝非导致蜀汉早亡的根源。相反，正是他的治理与谋划，为这个偏安一隅的政权赢得了历史舞台上近半个世纪的精彩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