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末期，北方草原的突厥汗国迅速崛起，其铁骑纵横，势力空前强盛，对中原王朝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当杨坚建立隋朝，登基为帝后，如何处理这个强大的北方邻居，成为他必须破解的首要难题。
公元581年，杨坚受禅登基，开创隋朝。几乎与此同时，突厥大军便挥师南下，突破长城防线，大肆劫掠，以此作为送给这位新皇帝的“贺礼”。突厥人师出有名，宣称自己乃北周兄弟之邦，此行是为北周复仇，讨伐篡位者杨坚。
然而，背后的真相更为现实。此前一年，漠北草原遭遇了罕见的特大灾荒，史载“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导致赤地千里，牲畜大量死亡，民生极其艰难。习惯了北周、北齐争相进贡的突厥贵族，面对新建立的隋朝停止“岁贡”的举动，感到权威受损，勃然大怒，遂以武力施压，企图迫使隋朝就范。此次入侵虽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却让杨坚深刻认识到，突厥问题不解决，不仅北方边境永无宁日，其南下统一天下的宏图也会受到严重掣肘。
正是在此背景下，一位深谙突厥内情的传奇人物——长孙晟，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长孙晟早年因武艺超群，曾护送北周千金公主赴突厥和亲。在突厥逗留期间，他凭借过人胆识与交际能力，不仅赢得了沙钵略可汗的赏识，更借此机会细致考察了突厥的山川地理、部落分布与实力强弱，对其内部情况了如指掌。
更为重要的是，长孙晟敏锐地察觉到了突厥汗国内部的深刻矛盾。沙钵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因声望过高而遭兄长猜忌，两人暗中结盟。这段经历，使长孙晟成为隋廷中罕见的“突厥通”。回国后，他向隋文帝杨坚详尽分析了突厥形势，并提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战略总方针：“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即利用突厥各部之间的矛盾，联合远方的弱小部落，分化打击近处强大的敌人。
杨坚全盘采纳了长孙晟的方略，并开始了一系列精妙绝伦的操作。突厥政权本质上是松散的部落联盟，除了最高统治者沙钵略大可汗，还有达头、阿波等若干势力强大的小可汗。隋朝首先瞄准了西域的达头可汗，派遣使者厚加贿赂，赐予象征尊贵的狼头纛，并在外交场合刻意抬高其使者地位，成功在沙钵略与达头之间埋下了猜忌的种子。
与此同时，长孙晟亲自携带重金，北上联络奚、契丹等受突厥压迫的部族，并秘密会晤老友处罗侯，策动其与沙钵略离心。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沙钵略可汗的权威和统治基础被悄然削弱。当沙钵略再次兴兵南下时，长孙晟仅凭散布“铁勒部叛乱袭其牙帐”的谣言，便令其疑虑重重，匆忙退兵，隋朝不战而屈人之兵。
经过充分准备，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杨坚正式下诏，全面反击突厥。诏书中深刻剖析了历史教训：以往中原分裂，北周、北齐为求突厥支持而竞相讨好，“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反而养虎为患。如今中原一统，正是扭转颓势之时。
同年，隋军兵分八路，主动出塞寻求决战。双方主力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的白道川遭遇。沙钵略可汗轻敌冒进，隋军发起雷霆猛攻，大破突厥军，沙钵略本人仓皇逃窜，连金甲都遗弃在战场。此役恰逢草原再遭天灾，突厥元气大伤，自此一蹶不振。不久，突厥汗国在内忧外患中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陷入长期内战，隋朝由此牢牢掌握了北方战略主动权。
突厥分裂后，长孙晟的“离强合弱”之策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隋朝的外交手腕愈发纯熟，如同高超的棋手，在东西突厥之间纵横捭阖。当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在内战中失利，被迫请求和亲并认杨坚为父时，隋朝基于制约更强大的西突厥达头可汗的考虑，予以接纳，册封其妻为“大义公主”，建立翁婿名分。
然而，当沙钵略后续被西突厥逼得走投无路，请求举族南迁至白道川寻求庇护时，隋朝审时度势，出兵助其稳定局势。沙钵略因此彻底臣服，甚至送子入朝为质。沙钵略死后，其弟处罗侯继位，这位长孙晟的旧友，最终也未能逆转突厥衰落的命运，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对隋朝的依赖之中。
纵观隋文帝一朝，对突厥的胜利并非单纯依靠军事硬实力，而是一场集情报侦察、政治离间、外交分化、战略欺骗与适时打击于一体的综合性战略胜利。它终结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政权长期被动纳贡的屈辱历史，为后续的“开皇之治”及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留下了宝贵的政治与战略遗产。这一过程充分证明，深刻了解对手，并利用其内部矛盾加以分化瓦解，往往比正面决战更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