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的江南水乡，吴国最初只是楚国羽翼下的一个属国。当吴君寿梦开始执掌国政时，这个位于长江下游的国家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当时晋楚争霸正酣，晋国为牵制强楚，实施了“联吴制楚”的战略，派遣楚国叛臣巫臣率领一支精锐战车部队抵达吴国。这支队伍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战车，更传授了车战、御射、列阵等中原军事技术，使吴军战斗力得到质的飞跃。
与晋国结盟后，吴国在经贸、文化领域也迎来发展机遇，国力日益强盛。寿梦的雄心随之膨胀，他自立为吴王，开始将目光投向北方强大的邻国——楚国。公元前584年，经过整编的吴国水陆大军首次主动出击，一举攻克楚国淮河战略要地州来。此后的七十年间，两国在江淮流域展开十次大规模交锋，其中吴军六次完胜，楚军仅一次全胜，三次胜负难分，两国由此结下深仇。
公元前515年，公子光通过政变夺得王位，史称吴王阖闾。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立志称霸中原，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发展农耕经济，整顿官僚体系，尤其注重军事革新。他大胆启用楚国流亡贵族伍子胥、伯嚭为谋臣，更以重礼聘请齐国军事家孙武担任将军，系统训练军队，吴国迅速呈现出国富兵强的新气象。
孙武的到来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位自称“东海小农”的兵学大家，原本在齐国潜心研究兵法，对功名利禄颇为淡泊。他之所以接受吴国将军之职，一方面是为助挚友伍子胥雪灭门之仇——伍氏家族因楚平王听信谗言惨遭屠戮；另一方面，他刚完成包含始计、作战、谋攻等十三篇的兵书著作，急需通过实战检验其军事理论的实效性。
在吴王为孙武举办的接风宴上，阖闾直言其称霸中原的抱负，并询问伐楚方略。孙武提出了超越时代的战略思想：“世人皆以为胜负决于刀兵，实则不然。以武力决胜乃下策，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他系统阐述了四种制胜之道：上策为“伐谋”，通过心理战瓦解敌方斗志；中策为“伐交”，破坏敌人的同盟体系；下策为“伐兵”，依靠战场对决；下下策为“伐城”，进行伤亡惨重的攻坚战。这套理论让吴王与伍子胥耳目一新，当即决定采用伐谋与伐交为主、伐兵为辅的复合策略。
孙武特别指出，楚国与唐、蔡两国建立的同盟是伐楚的主要障碍。恰在此时，转机悄然出现。据吴国密探回报，楚令尹囊瓦的贪婪引发了外交危机——唐侯进贡的千里马与蔡侯献上的狐裘战袍，竟被囊瓦公然截留。蔡侯在离开楚国边境时愤然立誓：“虽为弱国之君，终有一日必斩此老贼！”
孙武敏锐抓住这一契机，以吴王名义赠予蔡侯珍贵狐裘，并附信表示：“闻楚臣夺君所爱，寡人深感愤慨。楚虽强而其臣无礼，吴愿与君共勉。”这封充满政治智慧的书信，让蔡侯感动落泪，原本牢固的楚唐蔡联盟开始出现裂痕。
柏举之战前的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春秋时期战争形态的演变。孙武的军事思想不仅关注战场胜负，更注重政治、外交、心理等多维度打击。他通过“伐交”成功离间楚国盟国，通过“伐谋”在精神层面压制对手，这种全维度的战略构思，比单纯军事对抗更具破坏力。
从地理角度看，吴军选择远离本土的柏举（今湖北麻城）进行决战，展现了远程机动作战的能力。这种“千里跃进”的战役设计，需要精确的后勤保障和情报支持，反映出吴国军事体系的成熟。而楚军依仗传统兵力优势，却忽视了同盟关系的维护和心理防线的建设，最终在多重打击下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