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火烧至北京，咸丰皇帝携皇室成员仓促逃往热河行宫。正是在承德避暑山庄，这位年仅31岁的皇帝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留下了一个年仅五岁的继承人和一个极其复杂的权力格局。
咸丰帝在病榻前召见了八位亲信大臣，史称“顾命八大臣”。他立下三条核心遗命：册立皇子载淳为太子；指定八大臣在新帝年幼期间辅佐朝政；同时，将“御赏”印章授予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将“同道堂”印章授予皇太子，而此印实际由太子生母懿贵妃（慈禧）掌管。咸丰帝的初衷，是希望以辅政大臣与两宫太后相互制衡，避免出现如康熙朝鳌拜那般权臣独大的局面。
咸丰帝的布局看似周全，实则暗藏隐患。首先，两宫太后手握象征皇权的印章，拥有对最终谕旨的否决权。在皇帝年幼、朝夕处于母后身边的情况下，太后极易借皇帝之名行使最高权力，这使得制度天平从一开始就向宫廷内部倾斜。
其次，这个安排完全忽视了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宗室近支力量。奕䜣在留守北京与英法议和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政治声望，更实际掌控了京畿地区的部分军政资源。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使得这股强大的宗室势力天然地成为了现有格局的挑战者，为慈禧后来的联合提供了可能。
与外界对“女流之辈”的轻视相反，26岁的慈禧展现了惊人的政治敏锐性和行动力。咸丰帝驾崩后，她迅速通过心腹太监安德海与北京的恭亲王建立了秘密联系，并成功在热河安排了一次关键会面。这次会面中，慈禧与奕䜣达成了政治同盟，明确了联手扳倒顾命大臣、共掌朝纲的目标。
在护送咸丰灵柩回京的途中，慈禧再次施展谋略。她以皇帝年幼、不堪长途劳顿为由，带着小皇帝载淳抄近路提前返回北京。这一举动至关重要，使她得以比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提前数日抵达政治中心。在这宝贵的窗口期里，她可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并与奕䜣等京中势力完成最后的部署。
反观顾命八大臣，尤其是核心人物肃顺，则犯下了一系列战略错误。起初，当御史董元醇上奏提议“太后垂帘听政”时，八大臣以违背祖制为由激烈驳斥并取得了表面胜利，但这反而让他们产生了轻敌思想，认为深宫妇人不足为虑，未能对慈禧与恭亲王的暗中联合保持足够警惕。
他们过于依赖咸丰遗诏赋予的“正统”名分，却忽视了政治斗争中实力与时机的重要性。既未积极拉拢或安抚恭亲王一派，也未在慈禧要求提前回京时采取任何防范或制衡措施，比如派遣亲信先行回京掌控局面。这种被动与迟缓，最终让他们在“辛酉政变”的疾风骤雨中毫无招架之力。
1861年11月，慈禧与恭亲王奕䜣在北京发动政变，以“专擅跋扈”等罪名将顾命八大臣一举拿下。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肃顺被斩首于菜市口，其余五人皆被革职或流放。这场政变彻底改变了清朝后期的政治走向，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与恭亲王议政的格局就此形成，慈禧也由此开始了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实际统治。这场权力更迭，不仅是个人权谋的胜负，更是清廷内部权力结构在危机下的剧烈重组，其影响深远而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