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一位年仅二十六岁的青年将领以雷霆之势席卷江东，奠定了孙吴基业。他，就是被誉为“江东小霸王”的孙策。然而，正当其雄心勃勃欲图天下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刺杀，却让这颗璀璨将星骤然陨落，也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猜测与谜团。
根据《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权威史料的记载，孙策之死源于仇杀，过程并无太多隐晦之处。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在丹徒山狩猎时，因单人独骑前行过远，遭三名刺客伏击，面部中箭，重伤不治。这三位刺客，正是已故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此前，孙策因截获许贡写给朝廷、意图不利于己的密信，而将其处死。门客为主复仇，最终得手。
这一事件深刻地反映了孙策的性格特点与时代背景。他勇猛果决，用兵如神，短短数年便平定江东六郡。但或许正因一路势如破竹，他也养成了轻视风险、不重护卫的习惯。早在孙策生前，曹操麾下谋士郭嘉就曾精准预言：“策轻而无备，性急少谋，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 不幸的是，这一预言竟一语成谶。
孙策之死，其弟孙权成为江东新的统治者。从结果倒推，孙权似乎是最大受益者，这自然引发了“孙权是否弑兄夺位”的千年疑云。然而，深入分析当时东吴集团的内外局势，便会发现这种推测缺乏坚实的支撑。
首先，从孙权继位的合法性来看，他并非众望所归的唯一人选。孙策临终前，召张昭、孙权等人托付后事，明确指出“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当时孙权年仅十八，在集团内部根基尚浅，甚至不如其弟孙翊（孙匡）得部分旧臣之心。是孙策力排众议，亲自指定了孙权为继承人。若孙权真有异心，他无法确保在杀害兄长后，自己能顺利掌控局面，更可能引发内部倾轧，给外部强敌以可乘之机。
孙策之死，不能简单看作一次偶然事件，它暴露了孙氏政权早期深刻的统治危机。孙策凭借军事才能快速开拓疆土，但统治基础并不稳固。他诛杀江东本土豪强如许贡、高岱等，虽震慑了地方势力，却也积累了大量的仇恨。江东世家大族对孙氏这个“外来”政权心存疑虑，反抗暗流始终存在。许贡门客的刺杀，正是这种矛盾的极端爆发。
对于年轻的孙权而言，接手的是一个“危如累卵”的摊子。外部，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威势日隆，对江东虎视眈眈；内部，旧臣未必心服，山越屡屡作乱，豪强心怀鬼胎。他若在此时策划弑兄，无异于自毁长城，让本已脆弱的政权瞬间分崩离析。孙权后来的政治表现也证明，他是一位出色的“守成之主”与政治家，深知稳定与团结的重要性，对兄长始终尊崇有加，追谥为长沙桓王，其子孙绍亦受优待。这从侧面反映了他对孙策的复杂情感中，愧疚与敬仰可能多于权谋算计。
抛开阴谋论，孙策的悲剧更像是一场“性格决定命运”的经典案例。他继承了其父孙坚的骁勇，却未能学会在乱世中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信乃至自负，使他习惯于身先士卒，也将自己暴露于最大的危险之下。在政权初创、敌人环伺的阶段，主君的安危即政权的安危。他的遇刺，根本原因在于其个人行为模式与所处高危位置的不匹配。
他的早逝，彻底改变了三国历史的走向。若孙策不死，以他的进取之心与军事才能，联合袁绍共抗曹操的格局或将形成，北伐中原的剧本可能提前上演，三国的历史篇章必将重写。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孙策之死，将孙权推上了前台，也间接塑造了东吴日后偏安一隅、重守御而轻扩张的战略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