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98年，随着辽国名将耶律休哥的离世，宋辽边境的短暂宁静被打破。次年，辽圣宗与萧太后集结大军，以皇弟耶律隆庆为先锋，再度挥师南下。此时的北宋，新君宋真宗赵恒即位未久，面对北疆骤起的烽火，一场关乎国运与君威的考验悄然降临。
战事伊始，宋军先锋石普、杨嗣在保州主动出击，却在廉良河畔陷入重围。幸得将领田绍斌及时驰援，合兵反击，斩获契丹两千余级，取得开门小捷。消息传至汴京，朝廷上下为之振奋，这无疑给年轻的天子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与此同时，在北方边陲的遂城，一场更为经典的防御战正在上演。守将杨延昭面对辽军猛攻与城墙薄弱的双重困境，凭借急智，利用严寒天气，命军民夜间汲水浇城。一夜之间，城墙覆上坚冰，光滑难攀，辽军望城兴叹，只得退去。此战不仅保全了城池，更让“铁遂城”的威名传遍边关，展现了宋军将领在逆境中的非凡创造力。
然而，前线局部将士的英勇，无法掩盖主帅层的巨大问题。河北三路行营都部署傅潜，手握八万重兵，却采取了极端保守的“龟缩”策略。他严禁诸将出战，对雪片般的告急文书置若罔闻。即便部下将领以“公恇怯乃不如一妪”之言激烈指责，他仍以“贼势如此，吾与之角，适挫吾锐气”为由，固执己见。
傅潜的畏战，导致辽将萧继远得以长驱直入，绕过坚固据点，深入河北腹地的祁、赵、邢、洺等州劫掠。百姓流离，道路不通，整个河朔地区陷入混乱。朝廷多次遣使督促，同为行营将领的范廷召、秦翰等人屡次请战，皆被傅潜压制。这位太宗旧邸出身的将领，因其私心与怯懦，亲手葬送了战场的主动权。
在朝臣柳开等人“效法先帝亲征”的呼吁下，加之初期捷报的鼓舞，宋真宗最终决定北上。但此次“亲征”的进程，却显得犹豫而迟缓。车驾自汴京出发后，便驻跸于大名府，未再向北推进。真宗一方面向天下展示其抗敌决心，另一方面又远离真正的前线，处于一种“观望”状态。
在此期间，真宗不断调兵遣将，如命石保吉、上官正前往与傅潜会合，又调高琼屯兵冀州、葛霸驻守贝冀高阳关，核心目的实为巩固行在安全。他虽对傅潜的作为日益不满，并收到如转运使裴庄等人弹劾傅潜的奏章，但因枢密使王显的祖护及念及傅潜乃前朝旧臣，始终未下决心处置。天子北巡，本欲激励士气，却因主帅无能而陷入战略僵局。
战局的转折点发生在瀛州西南的裴村。被傅潜勉强派出的范廷召部，在遭遇辽军主力后不敌，遂向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并约期会战。然而，当康保裔如约率精锐赶至战场时，范廷召部已违约趁夜遁走，致使康保裔部陷入重围。血战至箭尽粮绝，康保裔力竭被俘（后世宋廷称其战死，以全忠义之名）。
此役，高阳关行营主力损失惨重。辽军乘胜南下，兵锋一度渡过黄河，劫掠淄、齐等地，震动中原。直至辽军因劫掠已足，主动北归，河北战事才告一段落。而就在真宗为惨败而面上无光，终于将傅潜治罪流放之际，前线传来了“莫州大捷”的捷报，称范廷召追击败退辽军，斩首万余级。真宗大喜，作《喜捷诗》庆贺，并厚赏诸将，以此作为亲征的圆满收尾。然而，此捷报的斩获数目存在争议，后世史家多认为其中或有浮夸成分，旨在掩饰裴村之败的尴尬，为天子亲征挽回颜面。
宋真宗咸平年间的这场河北战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新君临朝的复杂局面：有杨延昭般的将领智慧，也有傅潜式的统帅失职；有廉良河畔的局部胜利，也有裴村之战的惨痛损失；有天子北巡的决心展示，也有大名府驻跸的现实妥协。它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一场关于忠诚、勇气、责任与政治姿态的复杂演绎，为日后“澶渊之盟”的格局埋下了深远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