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8年，赤壁一役奠定了天下三分的雏形。战后荆州被曹操、孙权、刘备三方分割：曹操握有南阳郡，孙权取得江夏与南郡，而刘备则趁周瑜与曹仁在江陵激战之际，以刘琦之名迅速收服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由于刘备屯驻公安不利于长远发展，经鲁肃劝说，孙权将南郡暂借于刘备，至此刘备坐拥荆州五郡，势力初具规模。
“借荆州”实为孙权集团在特定形势下的战略妥协。当时曹操仍对南方虎视眈眈，东吴独自承担防务压力巨大。刘备势力的存在，客观上为江东分担了来自北方的威胁。鲁肃力主借地，正是基于“多树曹操之敌”的长远考量。然而这一决策也埋下了隐患——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既是刘备北伐中原的跳板，也是东吴西进巴蜀、全据长江的关键。双方战略利益的根本矛盾，为日后冲突埋下伏笔。
公元214年，刘备成功夺取益州，实力急剧扩张。孙权随即要求归还南郡，刘备却以“须得凉州”为由婉拒。这种推诿彻底激怒了孙权，联盟关系出现严重裂痕。值得注意的是，有史料暗示入川之战可能是孙刘两家的秘密合作：孙权提供后方支持，换取刘备事后让出荆州部分郡县。但在刘备入川过程中，孙权不仅撤军，其妹孙尚香甚至试图带走刘禅。这些事件可能加剧了刘备对东吴的不信任，成为其拒还三郡的心理因素。
公元215年，孙权派吕蒙突袭荆州南部，迅速夺取三郡。当时刘备正与曹操在汉中对峙，为避免两线作战，只得与孙权达成“湘水划界”协议：江夏、长沙、桂阳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这一划分看似公平，却未能解决根本矛盾。对东吴而言，未取得完整的南郡意味着长江防线仍被截断；对蜀汉而言，失去长沙等郡则削弱了荆州根据地的纵深。
从战略视角审视，刘备在取得益州后与孙权激烈争夺三郡可能是一次误判。当时蜀汉最紧迫的任务应是稳固新得的益州，并趁曹操专注淮南之机夺取汉中。为争夺三郡，刘备调动五万大军东进，不仅错失夺取汉中的最佳时机，还导致荆州防务空虚。若刘备能主动让出长沙、桂阳二郡，保留南郡这一北伐门户，既可维持联盟，又能集中力量经略西方。可惜对荆州的执着使刘备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最终在襄樊之战期间被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关羽败亡，隆中对战略彻底破灭。
荆州之争深刻影响了三国格局的演变。蜀汉因此失去重要的战略支点，虽后来诸葛亮屡次北伐，终因缺乏荆州策应难以成功。东吴全据长江后防御能力增强，却也失去了与蜀汉协同北伐的可能。这场争夺没有真正的赢家，最大的受益者反而是北方的曹魏。这段历史提醒后人：在复杂的地缘政治中，过于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战略被动。如何平衡眼前利益与长远大局，始终是决策者面临的永恒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