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刑场，谭嗣同临刑前的高呼，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画上了悲壮的句号。这场运动就是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它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变法虽仅历时103天便宣告失败，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百日维新103天，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要理解这场变法，必须先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运动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次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震动朝野。随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连续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变法之必要。一批接触过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逐渐成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呼吁学习西方，建立现代国家制度。
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百日维新103天，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六君子血染菜市口。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正式开始。
在此后103天里，光绪帝根据维新派的建议，连续发布上百道新政谕旨，改革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政治方面，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冗闲衙门，精简机构；起用维新派新人，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民间办厂；奖励发明创造，保护专利；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发展现代工商业。
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建为新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西方书籍；允许自由创办报刊，成立学会。
这些改革措施如雪片般颁布，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也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
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百日维新103天，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变法从一开始就面临巨大阻力。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掌握着实权，对改革百般阻挠。
9月，形势急转直下。光绪帝深感处境危险，密诏维新派设法相救。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这位掌握新军的将领带兵入京，诛杀顽固派荣禄，保护光绪帝。袁世凯当面表示效忠，却于次日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重新“训政”，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国和日本人的保护下逃亡海外。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未经审讯即被押赴菜市口刑场，慷慨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
政变后，除京师大学堂外，所有新政措施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百日维新103天，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六君子中，谭嗣同最为后世所铭记。
变法失败后，有人劝他逃走，日本使馆也愿提供庇护。谭嗣同却坚辞不受，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被捕后，他在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他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年仅33岁。
另一位六君子杨深秀，在政变发生后人人自危的形势下，毅然上书责问慈禧太后为何废帝，要求太后撤帘归政，其堂堂胆烈，百年之后仍使人凛然敬畏。
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百日维新103天，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虽然变法以悲剧告终，但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它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成为风尚。
维新派提出的“民权、平等”之说，挑战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思想；他们对纲常名教的批判，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根基；他们倡导学习西方，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
戊戌变法失败的责任难以归罪于某一个人。慈禧太后及保守大臣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的一面，而维新派的幼稚也直接触发了政变。但正如谭嗣同所愿，六君子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影响了一批又一批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后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