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取得益州与汉中后，势力达到鼎盛。为稳固新得之地，诸葛亮等核心文臣武将西调入川，荆州的重担便落在了关羽一人肩上。此时的荆州，呈曹、孙、刘三家分据之势，关羽独镇一方，直面两大强邻，其压力与挑战可想而知。
关羽并非单纯的守将。在独自主持荆州事务期间，他展现出非凡的军政才能。在他的治理下，刘备所属的荆州区域稳固发展，其影响力更辐射至周边。尤为关键的是，关羽凭借早年积累的水战威望，使得荆襄一带的水域势力多“遥受印号”，成为其羽翼。这意味着，关羽实质上已从刘备麾下的大将，成长为手握重兵、影响深远的一方诸侯。其势力沿长江分布，对处于下游的东吴构成了潜在的战略威慑。
孙权对这位日益强大的邻居始终心存忌惮。为缓和关系并施加影响，孙权曾提议与关羽结为儿女亲家。这一举动暗藏玄机：若联姻成功，关羽与孙权的关系将更为紧密，甚至可能在名义上形成孙权高于关羽的格局，这无疑会引发刘备的猜疑。性格刚烈且对刘备忠心不二的关羽，以严厉言辞回绝并辱骂了使者，使孙权颜面尽失。此事成为孙、关关系彻底破裂的导火索，也为日后东吴的战略转向埋下了伏笔。
公元219年，关羽趁刘备汉中大胜之威，发动了北伐襄樊的战役。战役初期，关羽进展顺利，将曹魏大将曹仁围困于樊城。曹操急派于禁、庞德率七军精锐驰援。时值秋季，暴雨连绵，汉水泛滥。关羽巧妙利用天时与自身水军优势，乘大船进攻，大破魏军，擒于禁、斩庞德，史称“水淹七军”。此战令关羽“威震华夏”，曹操甚至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
然而，辉煌的胜利背后隐藏着巨大危机。关羽的兵力虽精但数量有限，面对曹仁的坚守和曹操后续不断派来的徐晃等援军，实则已陷入僵持，成为“强弩之末”。更重要的是，他将绝大部分兵力投入北方前线，导致后方荆州防务空虚。这一切，都被北方的曹操和江东的孙权看在眼里。
孙权决定在此时对关羽动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抉择，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解除上游威胁。关羽势力坐大，尤其是其强大的水军，始终是悬在东吴头顶的利剑。若关羽北伐全取襄樊，控制汉水与长江中游，将对东吴形成居高临下的战略压迫，孙权将永无宁日。
其二，夺取荆州要地。荆州地处要冲，是东吴西进北上、全据长江天险的必争之地。从鲁肃到吕蒙，东吴战略家始终将夺取荆州视为核心目标。此刻关羽主力北调、后方空虚，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
其三，曹操的诱饵与承诺。曹操采纳司马懿、蒋济的建议，遣使联络孙权，许以“江南封权”的正式册封，诱使其袭击关羽后方。这为孙权提供了“奉天子令”的政治借口，并暂时缓和了曹孙之间的正面冲突。
其四，刘备集团的战略态势。刘备主力远在益州，汉中战后也需要休整，短期内难以支援荆州。孙权判断，此时动手风险最小，收益最大。
于是，孙权命吕蒙、陆逊等人统帅大军，以“白衣渡江”的奇袭方式，兵不血刃夺取了荆州。关羽前线闻讯溃败，退路已绝，最终在突围途中被擒杀。孙权将关羽首级送予曹操，意图转移刘备的仇恨，曹操则识破其计，以诸侯之礼厚葬，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
关羽之死与荆州之失，对蜀汉是沉重打击，标志着诸葛亮“跨有荆益”的两路北伐战略彻底破产。刘备为报仇而发动的夷陵之战惨败，进一步削弱了蜀国国力。自此，三国疆域基本稳定，曹魏最强，孙刘联盟在破裂后虽重新修复，但已元气大伤，天下终归统一的趋势，在此役后已悄然注定。这一系列事件深刻揭示了在乱世中，地缘政治的现实利益往往凌驾于盟友的信义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