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长河中，皇位继承向来是权力更迭的核心环节。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皇位传承机制在晚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光绪帝的登基过程，正是这种复杂性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涉及宗法制度，更与晚清特殊的政治格局紧密相连。
光绪帝载湉于1875年继承大统，成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从直接继承关系来看，他的前任正是其堂兄同治帝载淳。同治帝六岁登基，在位十三年间，朝政长期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位少年天子亲政不足两年便染疾去世，年仅十九岁，且未留下子嗣，这为清朝的继承体系带来了第一次重大危机。
若按照正统的继承顺序追溯，光绪帝的前任应当是同治帝之父咸丰帝。咸丰帝在位期间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临终前创设了“赞襄政务王大臣”与两宫太后共同辅政的独特体制。这种权力安排为日后慈禧太后长期掌权埋下了伏笔，也直接影响了光绪帝的继位背景。
同治帝驾崩后，清廷面临严重的继承危机。按照祖制，应从溥字辈中择立新君，但这样慈禧太后将成为太皇太后而失去垂帘听政的资格。经过宫廷激烈博弈，慈禧最终选择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入承大统，其主要考量在于载湉既是咸丰帝侄儿（保持皇统延续），又是自己亲妹妹之子（便于控制），时年仅四岁。这一选择打破了清朝“父死子继”的传统，开启了“兄终弟及”的特殊继承模式。
光绪帝的继位标志着清朝皇位传承制度的重大转变。此后，清朝又经历了溥仪“过继兼祧”的特殊继承方式。这些变化反映出传统宗法制度在应对统治危机时的灵活性调整，也暴露出皇权衰微背景下，实际掌权者对继承制度的操控。这种非正常的继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削弱。
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光绪时期的继承问题与当时清朝面临的内外困境相互交织。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内改革呼声的高涨、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都使得皇位传承不再仅仅是皇室家事，而成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抉择。光绪帝在位期间尝试的戊戌变法，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种继承特殊性的某种回应——他试图通过改革确立自己的权威，摆脱作为“继位特殊者”的政治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