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纵，作为战国中后期最具代表性的外交军事联盟策略，其核心在于“合众弱以攻一强”。最初，这一策略旨在联合函谷关以东的六国，构筑一道纵向的联合防线，共同抵御西方秦国日益凌厉的东进势头。然而，这种基于恐惧的被动防御，往往因各国心怀异志而难以持久。真正的战略突破，在于将目标从单纯的“抗秦”升级为积极的“灭秦”，但这需要极高的协同性与牺牲精神，对联盟的稳固度提出了极致考验。
纵横家苏秦是推动合纵的关键人物。他曾试图以连横之策游说秦惠王未果，转而周旋于六国之间，成功促成合纵联盟，身佩六国相印，风光无两。但联盟内部的历史积怨与现实利益冲突从未消失。苏秦最终在齐国遇刺身亡，其苦心经营的合纵阵线也随之土崩瓦解，这深刻揭示了缺乏坚实互信与共同利益纽带的联盟是何等脆弱。
面对虎狼之秦的威胁，山东六国曾多次尝试以合纵之力予以打击，其中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共有四次。
第一次在公元前318年，由公孙衍倡导、楚怀王主盟，楚、魏、韩、赵、燕五国联军攻秦，结果被秦军挫败。第二次是公元前296年，孟尝君田文倡导、齐湣王主盟，齐、魏、韩三国联军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取得胜利。第三次在公元前247年，信陵君魏无忌统率魏、赵、楚、韩、燕五国联军，于河外大败秦军，并乘胜追击至函谷关。第四次则是公元前241年，由赵国庞煖组织的赵、楚、燕、魏四国攻秦，再度以失败告终。
这四次战役胜负参半，但即便取胜，也未能从根本上削弱秦国。究其原因，联军每次都是迫于眼前危机而临时组合，得胜后便各自散去，谋求私利，无法形成持续的战略压力。反观秦国，凭借函谷关天险和“远交近攻”的策略，总能分化瓦解对手，或固守待其自乱。
合纵的矛头并非永远指向秦国。当齐国在齐湣王时期国力达到顶峰，灭宋国而野心膨胀，严重打破诸侯均势时，它便成为了合纵的新目标。公元前288年，齐、秦并称东、西二帝，苏秦（实为燕国间谍）劝齐湣王放弃帝号以孤立秦国。然而，齐国随后灭宋的举动，引发了诸国的恐惧与嫉妒。
公元前286年，燕国上将军乐毅抓住时机，联合秦、韩、赵、魏，组成五国联军，在济西之战中大破齐军，随后燕军长驱直入，连下齐国七十余城，几乎令齐国灭亡。这一战例完美诠释了“合众弱以攻一强”的精髓，也表明合纵成功的关键在于：目标明确（针对一个公认的、过强的威胁），且主导国（如燕国）有坚定的意志和清晰的利益诉求。
为应对合纵威胁，以张仪为代表的秦国谋士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战略——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秦国利用其强大的国力和外交手腕，通过许诺土地、利益，或制造威胁，拉拢六国中的一部分，攻击另一部分，从而破坏其横向联合。
“纵”与“横”的名称本身富含地理与战略意义。六国南北纵向联合抗秦，故称“合纵”；而各国与位于西部的秦国进行东西横向联合，则称“连横”。连横策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阻止六国形成铁板一块的团结局面；二是主动制造并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攻伐，内耗不止。
这一策略之所以对秦国效用显著，根本在于秦国拥有超越任何一国的绝对实力和“赏罚分明”的外交信用（予地或攻伐）。同时，山东六国在地缘上直接接壤，历史恩怨复杂，边境争端不断，远比与遥远的秦国更容易产生冲突，这为秦国的离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那么，为何合纵能几乎灭齐，却始终无法击垮秦国？除了上述策略执行因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两国根本性的差异。
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富庶但无险可守，四面皆可能受敌。其政治在后期陷入混乱，齐湣王好大喜功，四处树敌，给了诸侯可乘之机。反观秦国，坐拥四塞之地（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易守难攻，有充分的战略回旋余地。更重要的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建立了以耕战为核心的严密法家体系，国家动员能力和战争韧性远超仍保留较多贵族分权色彩的山东六国。一个是从内部开始腐朽的“富国”，一个是不断进取的“强兵”，两者在对抗外部联合压力时的承受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合纵对抗齐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与时机性；而其对抗秦国的屡屡受挫，则反映了在根本国力、地缘结构和制度韧性上的全面差距。战国后期的历史表明，缺乏深刻改革与真正团结的联盟，终究无法抵挡一个高度集权、目标统一的强国的步步进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