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1年，明天启元年三月，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兵临沈阳城下。沈阳危殆，守将贺世贤火速向辽阳求援。时任辽东经略袁应泰调遣兵马，一支由川军七千、浙兵三千组成的万人援军，连同奉集堡、虎皮驿的三万辽东军，奉命驰援沈阳。
这支川浙联军行至中途，惊闻沈阳已然陷落。主帅童仲揆、陈策见内外夹击之策落空，遂令部队停止前进，列阵观望。然而，军中川兵将领周敦吉、秦邦屏等人悲愤填膺，慨然请战：“沈阳已陷，我辈三年在此，岂能坐视？”
这数千川兵，正是明末著名女将秦良玉麾下精锐——“白杆兵”。他们手持以白木为杆的特制长矛，作战勇猛，纪律严明。在主帅最终决意进攻后，为给南岸戚家军布阵争取时间，周敦吉与秦邦屏毅然率川军渡过浑河，于北岸扎营，构筑防线，直面后金兵锋。
努尔哈赤见这支装束奇特的明军竟敢渡河立营，未敢轻视，立即派遣精锐正白旗发起猛攻，意图趁其立足未稳一举歼灭。然而，战斗进程远超后金预料。白杆兵结阵严密，长矛如林，数次击退正白旗冲锋，八旗骑兵人仰马翻，伤亡惨重。
努尔哈赤随即增派亲领的正黄旗投入战斗，同样遭遇顽强阻击。激战竟日，八旗军伤亡已达两千余人，士气受挫，而川军阵地岿然不动。战局胶着之际，降将李永芳献计，利用沈阳城头火炮轰击川军阵地。他重金收买被俘明军炮手，调转炮口。在猛烈炮火覆盖下，饥饿疲惫的川军阵地终被撕裂，周敦吉、秦邦屏等将领力战而亡，部分残兵退往南岸浙营。
此时，南岸由戚金指挥的戚家军已布下车阵。他们以战车为屏，火器列前，壕栅齐备，严阵以待。这支继承名将戚继光衣钵的百战雄师，与北岸撤回的川兵合兵一处，决心背水一战。
后金军渡河后，将浙兵团团包围。努尔哈赤鉴于北岸苦战，严令部下“勿轻敌”。战斗打响，戚家军以著名的“车阵”配合“火铳三叠阵”迎敌，火力密集。当后金骑兵冒死突近车阵时，手持“狼筅”等长柄武器的士兵立即出击，将敌骑刺倒。两轮激战，后金军再遭重创，坠马伤亡者又达三千之众。
战事最激烈时，明军另一路援军——李秉诚、朱万良所率三万辽东军已进至白塔铺，距战场仅二十里。童仲揆急遣使求援。然而，这支辽东军在击退小股八旗侦骑后便畏缩不前。皇太极抓住战机，率部主动出击，辽东军一触即溃，被追杀数十里，伤亡三千，彻底退出战场。
外援断绝，川浙联军陷入重围，独力苦撑。主帅再次向经略袁应泰求援，竟遭拒绝。战至傍晚，后金援军大至，发动不惜代价的轮番猛攻。戚家军车阵终被突破，双方展开惨烈肉搏。戚家军以精熟的“鸳鸯阵”迎战八旗骑兵，在平原步战骑的劣势下，竟令对手死伤累累，九名八旗将领阵亡。
鏖战竟日，寡不敌众，加之长途奔袭，戚家军将士体力耗尽，不断倒下。年近七旬的老将陈策力战身亡。总兵童仲揆本欲撤离，被戚金厉声喝止：“大丈夫报国就在今日！”二人遂返身杀入敌阵。最终，仅存的数十名战士结阵护卫主将，在暮色中被后金军万箭齐发，全部壮烈殉国。此役，明军将领一百二十余人血洒疆场。
战后，朝廷抚慰幸存将士，许以重赏，这些士兵垂泪拒受，只求再战复仇，时人赞叹其有“国士之风”。十日后，在辽阳之战中，这些最后的戚家军战士亦全部战死，兑现了他们的誓言。
浑河之战，是萨尔浒战役后明军最为顽强的野战。万余川浙步兵，力抗数万后金铁骑，予敌重创，仅后金确认阵亡者即超四千，高级将领九人毙命，正黄、正白旗遭毁灭性打击。此战虽以明军全军覆没告终，但川军之刚烈、戚家军之忠勇，震烁古今。戚家军自成军以来，转战南北，抗倭御虏，近乎百战百胜，此败竟成绝唱。他们的军歌——“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至今听来，仍令人血脉贲张，感怀那段铁血与悲壮交织的历史。
此战亦深刻暴露了明末军政的腐朽：中枢决策迟缓，本地军阀畏敌如虎、见死不救，与客军（川浙兵）的浴血奋战形成鲜明对比。浑河的波涛，不仅吞噬了一支精锐，也仿佛预示了大明王朝江河日下的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