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的叙事中，蜀汉将领陈式被塑造成一个悲剧角色——他因自大轻敌而屡次犯错，最终成为诸葛亮与魏延权力博弈的牺牲品，被当作替罪羊处死。这一形象深入人心，但当我们翻开正史，却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陈式。他不仅没有遭受冤屈，反而在诸葛亮麾下担任要职，其人生轨迹与演义描写大相径庭。这背后的差异，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更折射出文学创作与历史记录之间的微妙张力。
在罗贯中的笔下，陈式首次登场于汉中之战。他主动请缨迎战夏侯渊，却因轻敌冒进，中了夏侯尚的诱敌之计，兵败被俘。虽被黄忠救回，但这一战已暴露出其性格缺陷。更为关键的是，在诸葛亮北伐时期，陈式卷入了魏延与诸葛亮的矛盾漩涡。当诸葛亮四出祁山时，陈式受命与魏延同出箕谷。面对诸葛亮要求谨慎行军的指令，陈式公然反驳，甚至以“街亭之失”质疑诸葛亮的决策能力。在魏延的煽动下，他执意急进，最终遭魏军伏击惨败。事后，诸葛亮为追究责任，又因魏延位高难以直接惩处，遂将陈式作为替罪羊处斩。在这一叙事中，陈式既是自身性格缺陷的受害者，也是高层权斗的牺牲品，其形象充满了文学性的悲剧色彩。
与演义中的戏剧化描写不同，陈式在正史《三国志》中仅出现三次，却勾勒出一个稳健可靠的将领形象。他首次出现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汉中之战期间，表明他是刘备时代的老班底。第二次提及是在章武二年（222年）的夷陵之战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战蜀军损失惨重，陈式却得以幸存，这或许暗示其具备一定的战场应变能力。最具分量的是第三次记载：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派遣陈式独立领军进攻武都、阴平二郡。当魏将郭淮率军前来救援时，诸葛亮亲自出兵至建威牵制，郭淮退走，陈式成功平定二郡。此战是诸葛亮第三次北伐的重要成果，陈式能被委以此任，足见其在诸葛亮心中的地位与能力。
从正史记载分析，陈式并非一流名将，但确有其可取之处。首先，他是历经刘备、诸葛亮两朝的元老，资历深厚，在夷陵之战后蜀汉将领青黄不接的背景下，这样的老将尤为珍贵。其次，陈式具备独立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武都、阴平之役虽在诸葛亮策应下完成，但作为前线指挥官，他需要统筹攻城、安抚等具体事务，这并非所有将领都能胜任。再者，陈式很可能具备沉稳务实的性格特质。与演义中那个冲动轻率的形象相反，史书中未见其有任何抗命或冒进的记录，反而每次出现都在执行关键任务。这种“让人放心”的特质，正是主帅所看重的。
陈式在武都、阴平之战后的去向，史书未有明确记载。但通过几点可以推测其结局：第一，如果他是战死或因罪被诛，以他独立领军平定二郡的功绩，史书理应提及，但《三国志》及裴注均无相关记录，故非正常死亡的可能性较低。第二，蜀汉后期史料本就简略，许多中级将领的晚年都未载入史册，陈式很可能在后续战役中表现平平，未再立下特别突出的战功，因此逐渐淡出记载。第三，考虑到他属于刘备旧部，年龄应大于诸葛亮（234年病逝），在诸葛亮去世后，他可能因年龄或与继任者杨仪、魏延等人关系一般而逐渐退出军界，最终在成都或家乡度过晚年。这种“善终”结局，在三国乱世中已属难得。
陈式在演义与正史中的形象差异，体现了历史文学创作的常见手法。罗贯中为了突出诸葛亮与魏延的矛盾主线，需要设置一个性格有缺陷、容易被利用的配角来推动情节，陈式恰好符合这一角色需求。他的“自大轻敌”为战败埋下伏笔，他的“口无遮拦”激化了将相矛盾，他的“被处斩”则强化了诸葛亮的执法如山（尽管在演义中带有权术色彩）。这种艺术加工虽偏离史实，却增强了故事的戏剧张力。而正史中的陈式，则代表了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默默奉献的中层将领——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战绩，但以其忠诚与执行力，支撑起了蜀汉政权的军事体系。两种形象各有其价值：前者丰富了我们对于三国故事的文化想象，后者则提醒我们历史本身的复杂与多元。
当我们对比这两个陈式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中的普通将领，在文学中可能被赋予强烈的戏剧色彩；而文学中的悲剧人物，在历史中或许只是平稳度过一生。这种反差不仅存在于陈式一人身上，也是许多历史人物共同的命运。它提醒我们，在阅读历史叙事时，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既要欣赏文学创作的艺术魅力，也要尊重历史记录的客观限度。陈式的故事，最终成为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历史真相与民间记忆之间，那既交融又疏离的永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