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架构中，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之大足以影响王朝兴衰。对于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而言，如何妥善处理与宰相的关系，防止权臣坐大，成为巩固新生政权的核心课题。他并未采取血腥清洗的激烈手段，而是运用一系列精妙的政治设计与制度变革，于无形中完成了对相权的分割与削弱，其手法堪称古代政治智慧的典范。
建隆元年，赵匡胤即位后，为稳定局势，仍沿用后周旧臣，任命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其中范质更是周世宗托孤重臣，威望极高。随着政权初步稳固，太祖对这位并非自己嫡系的“百官之首”愈发警惕。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朝，上演了一出精心策划的“政治哑剧”。当范质如常坐着奏事时，太祖以目力不佳为由，请其近前呈阅奏章。待范质离座，内侍便悄然撤去了宰相的座椅。自此，宰相面圣奏事需“立班”成为定制，其与皇帝在礼仪上的平等地位被打破，心理上的尊崇感也随之削弱，这可谓是从形式上“矮化”相权的第一步。
赵匡胤深知，仅靠礼仪上的压制远远不够，必须从制度根源上分解相权。他主导了影响深远的“二府三司”制改革。
所谓“二府”，即在原有的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之外，另设“枢密院”专掌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负责调兵遣将、边防机要，其长官枢密使与宰相（同平章事）分庭抗礼。太祖还特意安排二府长官错开时间上朝奏对，使其无法互通声气，皇帝则能从中比较权衡，牢牢掌控全局。此举将宰相的传统兵权剥离殆尽。
与此同时，财政大权也被巧妙分割。赵匡胤大幅提升原管盐铁、度支、户部的“三司”地位，使其独立成“计省”，长官“三司使”地位尊崇，号称“计相”，直接掌控国家财政命脉。至此，宰相的军权、财权被系统性剥离，仅余日常行政之权。
除了上述核心举措，赵匡胤及其继任者还通过其他方式进一步约束相权。例如，增设副相（参知政事）以分宰相之权，并使其与宰相轮班知印、押班奏事。更重要的是，大力提升台谏官（御史、谏官）的地位与权力，鼓励他们风闻奏事，纠弹百官，包括宰相。这使得宰相不仅权力被分割，还时刻处于监察系统的监督之下，难以形成专权的局面。
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其根本目的在于强化皇权，实现“强干弱枝”。它成功地防止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权臣篡位的历史重演，奠定了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基础。然而，凡事过犹不及，过度分权也带来了“冗官”泛滥、行政效率低下、部门间推诿扯皮等“祖宗家法”下的积弊，为宋朝后来的“积贫积弱”埋下了伏笔。赵匡胤的“分权术”，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巩固皇权的同时，也深刻塑造了两宋三百年的政治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