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中，关羽败走麦城、身死临沮是一曲令人扼腕的悲歌。这位被后世尊为“武圣”的传奇人物，其结局引发了无数探讨。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关羽遇害的地点临沮，在名义上正是“锦马超”的封地。然而，事后刘备严厉追究了养子刘封与孟达的罪责，却似乎并未向马超问罪。这背后究竟有何玄机？是刘备的偏心，还是另有隐情？
要理清此事，需从马超投奔刘备说起。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家仇未报、颠沛流离的马超最终离开张鲁，转投正在图取益州的刘备。刘备对这位名震西凉的“神威天将军”的到来大喜过望，当即赋予兵权，令其参与合围成都。成都守军听闻马超之名，军心震动，迅速开城投降。刘备平定西川后，为酬其功，封马超为平西将军，并命其“督临沮”。
然而，这里的“督临沮”更多是一个荣誉性的虚衔。三国时期，各方势力疆域变动频繁，将领的封地往往并非其实际驻防与管辖的区域。马超归蜀后，其主要活动是辅佐刘备处理军政要务，并曾成功策动氐族部落归附，在汉中之战中亦有贡献。他长期在刘备中枢，并未实际前往或镇守临沮。因此，当荆州战事吃紧时，远在成都的马超对前线局势并无直接指挥权，也无力从封地发兵救援。
关羽北伐初期势如破竹，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然而东吴孙权趁虚而入，吕蒙“白衣渡江”，奇袭荆州。更致命的是，江陵守将麋芳与公安守将士仁竟不战而降，致使关羽后方根基尽失，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关羽曾多次向驻扎在上庸的刘封、孟达求援。刘封作为刘备养子，孟达作为副将，手中握有兵马，且上庸距荆州战场相对较近，本是最有可能施以援手的力量。然而，二人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拒绝发兵。这一决定，被普遍视为导致关羽最终兵败身死的直接原因之一。关羽在突围途中，于临沮被东吴潘璋部将马忠擒获，随后遇害。
关羽败亡的消息传来，蜀汉举国震惊。孟达深知罪责难逃，加之与刘封不和，索性携部投降曹魏。刘封则败回成都。面对这位战功卓著却也犯下大错的养子，刘备内心十分矛盾。但诸葛亮从大局出发，认为刘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恐将来威胁到刘禅的统治，且其不救关羽，军法难容。最终，刘备忍痛下令，赐刘封自尽。
那么，刘备为何没有追究马超的责任呢？原因其实清晰：
其一，权责不符。如前所述，马超的“临沮督”是虚职，他并不实际掌控该地军政，也没有接到救援关羽的指令或具备救援的客观条件。要求他为发生在其名义封地上的事件负责，于理不合。
其二，地位特殊。马超出身名门，在羌氐中威望极高，他的归附对刘备争取凉州及少数民族支持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刘备对其一直以安抚和重用为主，不会因一件莫须有的“失职”而轻易问罪，动摇人心。
其三，关系考量。关羽生前曾因马超投诚而写信给诸葛亮，询问马超才能如何，显露出争强比较之心。诸葛亮回信巧妙安抚，称马超可与张飞并驱，不及关羽“绝伦逸群”。这虽是一段佳话，但也侧面反映二人关系并非亲密无间。然而，这属于英雄间的意气之争，与救援的军事责任是两回事，刘备对此洞若观火。
关羽之死，是战略失误、同盟破裂、内部不和与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临沮作为悲剧发生地，与马超产生关联，纯属历史地理的偶然交错。刘备作为政治家，其问责遵循的是事实与法理：刘封、孟达见死不救，是手握兵权下的主动选择，必须严惩；而马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然不应担责。
这段公案也启示我们，审视历史需拨开表象，深入当时的权力结构、地理现实与人事关系。一代武圣的陨落，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悲叹，更是关于忠诚、职责与战略的深刻思考。蜀汉政权也因此折损一臂，失去了荆州战略要地，其“跨有荆益”的隆中对策蓝图遭受重创，三国鼎立的格局由此进一步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