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仪，字威公，出身于襄阳。其政治生涯始于荆州，最初在刺史傅群麾下担任主簿一职。建安二十二年，杨仪做出了一个关键抉择：离开傅群，转投当时镇守荆州的关羽门下。关羽赏识其才干，任命他为功曹，并派遣他作为信使前往成都面见刘备。这次会面改变了杨仪的命运。刘备在与杨仪的交谈中，发现此人不仅对政务有独到见解，更在军事战略上展现出过人天赋，堪称文武兼修之才。刘备大为欣喜，当即征召他为左将军兵曹掾，将其纳入核心幕僚团队。
此后，杨仪跟随刘备参与了决定性的汉中之战。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击败曹操，夺取汉中，进而进位汉中王。在这场奠定蜀汉基业的战役后，杨仪因功被擢升为尚书，正式进入蜀汉政权的高层。
章武元年，刘备于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此后历经夷陵之败，白帝托孤，诸葛亮肩负起辅佐幼主、匡扶汉室的重任。诸葛亮执政后，深知人才乃立国之本，他对杨仪的行政能力尤为看重。建兴三年，诸葛亮任命杨仪为参军，并让其代理丞相府事务，足见信任之深。
建兴五年，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启北伐大业。杨仪以长史兼绥军将军的身份随军出征，成为诸葛亮不可或缺的副手。在数次北伐中，杨仪的主要职责在于后方统筹：他需要精确规划行军路线、高效筹措与调度粮草、制定严明的军营法度。史载其“规划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诸葛亮得以专心前方军事，无后勤之忧，杨仪之功不可没。可以说，他是确保蜀汉北伐大军能够持续运转的“大管家”。
北伐军中，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征西大将军魏延。魏延勇猛善战，曾大破魏将费瑶与郭淮，官至前军师，假节，封南郑侯，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然而，魏延性格骄矜，目中无人，与心思缜密、同样自视甚高的杨仪格格不入。两人关系势同水火，经常在军中发生争执，甚至到了“有如水火”的地步。诸葛亮深知二人矛盾，常为之叹息，虽爱惜二人之才，却难以调和这对冤家，这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建兴十二年秋，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临终前，他做出了一个关键且充满争议的部署：命令杨仪与费祎统领大军撤退，令魏延与姜维断后。并密嘱若魏延不服从，大军可自行撤离。这道命令本意是保全军队，却因未明确赋予杨仪制裁魏延的绝对权威，反而激化了矛盾。
诸葛亮死后，杨仪依照遗命主持撤军事宜。果不其然，魏延拒不从命，并抢先南归，烧毁栈道，上书指控杨仪谋反。杨仪则率军击破魏延阻挠，同时上表控告魏延叛逆。这场内讧以魏延被马岱斩杀、诛灭三族而告终。杨仪取得了这场残酷斗争的胜利，踩着政敌的尸骨回到了成都。
此刻的杨仪，自认为立下平定“叛乱”、保全大军的不世之功，且长期担任丞相副手，接替诸葛亮执掌朝政应是顺理成章。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诸葛亮早已暗中选定性情宽厚、顾全大局的蒋琬作为接班人。后主刘禅遵其遗志，任命蒋琬为尚书令、益州刺史，总揽朝政，而仅授予杨仪一个位高无权的“中军师”虚职。
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杨仪彻底失衡。他愤懑不平，时常公开抱怨，对亲友宣泄不满，甚至说出“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这等大逆不道的气话。他自恃资历、才能远在蒋琬之上，却落得被闲置的下场，心中怨毒日深。
这些言行最终为他招来灾祸。与杨仪关系尚可的费祎，在听闻其诸多牢骚与悖逆之言后，出于政治稳定考虑，秘密向朝廷举报。建兴十三年，杨仪被废为庶民，流放至偏远的汉嘉郡。然而，杨仪并未在流放中反省，反而变本加厉，上书朝廷，言辞激烈，多有诽谤。此举彻底触怒了朝廷，最终，在走投无路与极度不甘中，杨仪选择了自尽，为其充满才华与争议的一生画上了凄凉的句号。
纵观杨仪的一生，其悲剧根源在于性格的缺陷与政治上的不成熟。他虽有干才，却缺乏容人之量，与同僚关系紧张；他善于处理具体事务，却缺乏统帅全局的政治智慧与胸襟；在权力面前，他未能审时度势，克制私欲，最终被自己的怨望与狂妄所吞噬。他的故事，不仅是三国时代一场个人命运的悲歌，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力、性格与命运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