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3年，蜀汉的一场岁首宴会上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左将军郭脩（又作郭循）在向大将军费祎敬酒时，突然拔出匕首，刺入费祎胸膛。这位被诸葛亮钦定的接班人当场身亡，蜀汉的政局从此急转直下，最终在十年后走向灭亡。这一事件不仅是一个人的死亡，更是一个政权衰亡的序曲。
在人才本就匮乏的蜀汉政权中，费祎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前，曾向后主刘禅明确推荐蒋琬、费祎作为继任者。费祎主政期间，深刻认识到蜀汉国力与曹魏的巨大差距，采取了“保国治民，敬守社稷”的务实国策。他大幅度削减姜维北伐的兵力规模，将国家重心转向内政整顿、发展经济和休养生息。在他的治理下，蜀汉得以从连年征战的消耗中喘息，国力有所恢复。他的突然离世，使得蜀汉失去了最后一个能够统筹全局、平衡内外政策的宰辅之才。
费祎死后，蜀汉迅速陷入了领导危机。后主刘禅任命陈祗接替费祎。陈祗虽有才干，但在治国格局和政治操守上远逊于前任。他一方面为了巩固权力，与宦官黄皓等人交好，开启了宦官干政的恶劣先例；另一方面，在内政建设上建树有限，无法有效治理国家。与此同时，失去制约的姜维开始大规模连年北伐，进一步掏空了蜀汉本就薄弱的国力。蜀汉政权同时陷入了“宦官弄权、内政不修、外战频仍”的三重困境，灭亡的倒计时就此开始。
由于此案影响巨大，历史上对于是否存在幕后主使一直众说纷纭。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姜维。因为费祎生前一直限制其北伐的规模和频率，费祎一死，姜维便得以放开手脚，大举用兵。然而，这种推测存在逻辑漏洞：姜维如何能说服郭脩以必死之心行刺？他又能给出怎样的回报？在宴会众目睽睽之下行刺，刺客绝无生还可能，姜维很难给出足以匹配的承诺。
另一种猜测指向了后主刘禅，认为他意图收回被权臣架空的皇权。但这与刘禅一贯“亲贤臣，不思政”的作风严重不符。从诸葛亮死后他急切询问数代继承人的行为来看，他深知自己无力独自理政，对贤能辅政者有很强的依赖。费祎作为他认可的辅政大臣，并无僭越之举，刘禅缺乏刺杀他的动机。
拨开历史迷雾，最合理的解释或许最为直接：这很可能是一场由郭脩个人策划的、没有更高层主使的刺杀行动。郭脩本是魏国西平郡的中郎将，被姜维俘虏后投降蜀汉。关键点在于，他是孤身被俘，其家眷亲属仍留在曹魏境内。这意味着，他在蜀汉的荣华富贵，是以家人可能在故国遭受猜忌甚至迫害为代价的。
对于郭脩而言，他面临一个残酷的困境：如何在保全自己（已投降）的同时，挽救远在敌国的家族命运？他的选择是，用一项足以向曹魏证明“忠心”的惊天之功，来为家人换取一个安全的未来。他最初的目标甚至是后主刘禅，但因无法接近而作罢。最终，他将目标转向了防卫相对松懈、且对降将颇为友善的蜀汉二号人物费祎。在岁首宴会上，他抓住了敬酒的机会，完成了刺杀。
郭脩的赌博成功了。他死后，魏帝曹芳下诏，追封他为长乐乡侯，谥号“威侯”，赐予食邑，其子承袭爵位，并获得大量金银绢帛的赏赐。他用自己的一条命，为家族在故国换来了显赫的地位和荣华富贵。
然而，这一刀改变的不仅是两个家族的命运，更彻底扭转了三国历史的局部走向。费祎之死抽掉了蜀汉最后一道稳定阀。此后，蜀汉在内政腐败与军事冒进的双重消耗下飞速滑向深渊。公元263年，魏将邓艾兵临成都，刘禅出降，蜀汉灭亡。从费祎遇刺到国家沦亡，仅仅过去了十年。一个降将的绝望挣扎，竟成了压垮一个政权的关键稻草，这或许是历史最为吊诡和残酷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