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皇帝在1795年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嘉庆帝，但此后他仍以太上皇身份实际执政三年。这并非真正的颐养天年，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权力交接。乾隆曾公开表示，自己的在位时间绝不能超过祖父康熙帝的六十一年，因此在位满六十年时选择退位。然而，退位诏书中“归政仍训政”的表述，早已揭示了权力的实质归属。
退位后的乾隆并未搬往原本规划的宁寿宫，而是继续居住在象征皇权的养心殿。每日批阅奏折、召见大臣、决策要务的习惯丝毫未变。嘉庆帝主要负责祭祀、典礼等礼仪性事务，以及低级官员的任命。而高级官员的升迁罢免、军国大事的最终决策，依然牢牢掌握在乾隆手中。奏折中“太上皇帝”的朱批，往往比“皇帝”的御批更具分量。
有了嘉庆处理日常政务，乾隆的空闲时间确实增多。他频繁举办戏曲演出，亲自指导皇子皇孙射箭技艺，组织宫廷体育竞赛。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他在这期间创作了大量诗作。然而这些娱乐活动并非纯粹的消遣，往往伴随着对朝臣的召见和政务的穿插处理，娱乐与理政的界限在他这里变得模糊。
史载乾隆在86岁高龄时仍在选纳妃嫔，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从生理角度而言已非常理所能解释。这一行为更应被视为政治象征：通过延续皇室“开枝散叶”的传统仪式，向朝野内外明确宣示自己仍是清朝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每一次选妃，都是对“太上皇帝”至尊地位的重申，是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权力挑战的预防性回应。
分析乾隆这三年太上皇生涯，可见其矛盾心理。一方面遵守了对祖父的承诺，完成了形式上的禅让；另一方面又无法真正放手经营了六十年的江山。这种“退而不休”的状态，既维护了自己“仁孝”的形象，又确保了权力平稳过渡到自己属意的继承人手中，同时杜绝了其他皇子或权臣趁交接之际生事的可能。这三年，实为清朝皇权一次独特的“双轨制”运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