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关羽败走麦城的故事令人扼腕叹息。这位被尊为“武圣”的传奇人物，其结局始终笼罩着一层迷雾。人们不禁追问：这场导致关羽身死的襄樊之战，究竟是精心策划的阴谋，还是时势使然的悲剧？其中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就在刘备于汉中称王后不久，镇守荆州的关羽突然挥师北上，发动了对曹操襄樊地区的进攻。这一时间点颇为微妙，引发了后世无数猜测。从战略角度看，刘备集团刚刚经历汉中之战，虽取得胜利，但也消耗巨大，急需休整以巩固新得的益州与汉中。此时再开辟北方战线，显得颇为仓促。
更为关键的是，荆州作为战略要地，其守备力量却相对单一。关羽麾下虽有关平、周仓等将，但缺乏能够独当一面的副帅与顶级谋士。若此战真是刘备集团的整体战略，按照诸葛亮一贯谨慎用兵的风格，理应派遣张飞、赵云等大将或法正、庞统等谋士前往支援，以确保荆州无虞。然而史料中并无此类记载，这似乎暗示襄樊之战更多是关羽的自主决策。
要理解关羽为何在此时发动北伐，必须深入剖析其性格特质。历史上的关羽，勇武绝伦、忠义无双，但也因其“刚而自矜”的性格屡受史家点评。一个典型事例是，当名将马超归附刘备并备受赞誉时，关羽曾特意写信给诸葛亮，询问马超才能可比何人。诸葛亮回信巧妙安抚，称马超虽雄烈过人，但不及关羽“绝伦逸群”，此事方才作罢。
这种不甘人后的心态，在刘备取得汉中大捷的背景下被进一步放大。当刘备麾下诸将皆因汉中之战立功受赏时，长期镇守后方、无大战功的关羽，其心态可能发生了微妙变化。发动一场足以“威震华夏”的战役，或许正是他证明自身价值、不甘落于人后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襄樊之战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
战役初期，关羽的进展堪称辉煌。水淹七军、降于禁、斩庞德，一时间“威震华夏”，连曹操都曾考虑迁都以避其锋。此时的战报传至成都，必然是捷报频传，刘备与诸葛亮自然认为无需紧急支援。然而战争的戏剧性正在于此——巅峰往往预示着转折的到来。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战局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东吴孙权暗中与曹操联合，吕蒙、陆逊率军突袭荆州，而曹操也派遣徐晃等率援军南下。南北夹击之下，关羽陷入绝境。从局势突变到十二月关羽败亡，时间不足两月。在古代通讯与交通条件下，如此短的时间内，远在成都的刘备集团根本来不及做出有效反应。这并非救援不力，而是时局变化之速，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料。
关羽之死，实为三国多方势力博弈下的一个必然结果。对东吴而言，荆州地处上游，对江东安全构成战略威胁，“全据长江”一直是孙权的核心诉求。关羽北伐导致荆州防务空虚，这为孙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吕蒙的“白衣渡江”不仅是军事奇袭，更是长期谋划的产物。因此，东吴方面对关羽之死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对曹操集团来说，关羽的进攻是实实在在的威胁。联合孙权以解襄樊之围，是合乎情理的战略选择。曹操并未主动设计杀害关羽，关羽最终也非死于曹军之手。从这一层面看，曹操的责任相对间接。
至于刘备与诸葛亮，史料并未显示他们曾阻止或命令关羽发动此战。在战役大部分时间里，局势对关羽有利，无需支援；而当危机降临时，已无力回天。将其败亡归咎于刘备“不救”，更多是后世基于结果的一种情感投射，而非历史事实。
关羽败亡的深层原因，在于刘备集团“跨有荆益”战略的内在矛盾。荆州作为连接中原与江东的枢纽，本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刘备集团既要以此为基础北伐中原，又要防备东吴的觊觎，这本就难以兼顾。关羽的北伐，使得这一矛盾彻底爆发。
同时，孙刘联盟的脆弱性在此事件中暴露无遗。在共同的强敌曹操面前，联盟得以维持；一旦局势变化，战略利益冲突便会压倒联盟关系。关羽对待东吴的傲慢态度（如“虎女安肯嫁犬子”之言），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裂痕，为吕蒙偷袭提供了借口与时机。
武圣关羽的陨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它不仅改变了荆州的归属，更彻底重塑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其中是非功过，固然与关羽个人的性格与抉择息息相关，但更是那个大时代中，战略形势、地缘政治与人性复杂交织的必然产物。其故事留给后人的，除了无尽的惋惜，还有关于忠诚、骄傲、战略与联盟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