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走向衰落，各地藩镇拥兵自重，逐渐脱离中央掌控。907年，梁王朱温废唐自立，建立后梁，标志着唐朝正式灭亡。与此同时，北方其他强藩也纷纷割据称雄。晋王李克用占据河东，刘仁恭控制卢龙（幽州），李茂贞盘踞凤翔，罗绍威握有魏博，王镕统辖镇、冀，形成了群雄并立的局面。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里，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更迭频繁，战火连绵。北方日益崛起的契丹（辽国）也趁机南下袭扰，战争在中原王朝、各割据势力及契丹之间交织展开。而地处战略要冲的幽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与军事价值，自然成为各方争夺的核心。
唐末，原属晋王李克用麾下的刘仁恭割据幽州。为扩张势力，他一度联合朱温对抗河东。在与李克用决裂后，刘仁恭不断向南拓展，却在进攻魏州时受挫。此后，朱温联合魏博反攻刘仁恭，刘仁恭只得向河东求救。李克用采纳其子李存勗的建议，出兵牵制朱温，限制其北方扩张。
907年，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发动兵变，囚禁其父，自领卢龙节度使。政变导致幽州精锐将领王思同、李承约率部投奔河东。刘守光统治残暴，日益骄横。911年，在攻占沧州后，他更是野心膨胀，不顾劝阻，悍然称帝，国号“大燕”。晋王李存勗为麻痹刘守光，故意联合诸镇尊其为“尚父”，实则暗中准备攻燕。
同年末，刘守光发兵进攻易定镇，王处直向晋求救。李存勗派名将周德威率军三万东进，联合王镕、王处直部，连克岐沟关，迫降涿州，兵锋直指幽州。刘守光困守孤城，向后梁求救。梁太祖朱温虽与晋有世仇，欲救幽州，但其内部不稳，亲征途中又遭晋军挫败，最终兵败退回，不久遇弑。梁军失利，使燕、梁联合破灭。
晋军遂集中力量围攻幽州。周德威采取“先剪羽翼、后捣腹心”的策略，逐步攻占幽州周边州县。913年，晋军生擒燕军骁将单廷珪，燕军士气崩溃，顺、檀、蓟等州相继归降。刘守光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求援契丹亦遭拒），最终城破被俘。刘氏父子自895年割据幽州，历十九年终被晋王李存勗所灭。此役不仅使晋王完全控制幽燕，更为其日后南下灭梁奠定了坚实基础。
晋灭燕后，李存勗将重心转向与后梁的争霸，任命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镇守幽州。然而，周德威主要精力用于南方战事，对北边防务有所疏忽，甚至丢失了渝关天险，使得契丹得以南下牧马，威胁幽州。
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势力大增，开始觊觎中原。917年，晋将李存矩在新州募兵南送，激起兵变，叛将卢文进引契丹军攻陷新州。周德威率军反攻失利，退守幽州。阿保机亲率大军（号称百万）将幽州重重围困。
契丹军使用飞梯、冲车、挖地道等多种方式昼夜猛攻。周德威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率军民顽强抵抗，以火攻、熔铜等方式击退敌军，坚守孤城长达二百余日。此时，李存勗正与梁军对峙于黄河，分身乏术。经李嗣源、李存审、阎宝力谏，决定派兵救援。
八月，李嗣源、李存审、阎宝三将率步骑七万会师易州。他们深知契丹骑兵平原作战的优势，决定取道山险，潜行赴援。李嗣源率三千精兵为前锋，沿途力战突破契丹阻击。晋军主力则结寨固守，以强弩射杀契丹骑兵，并设伏兵前后夹击。契丹军大乱溃逃，遗弃辎重无数，被斩获数万。幽州之围遂解。
此战是五代时期经典的以少胜多、以步制骑的防御战例。晋军胜利的关键在于：第一，制定了扬长避短、依托地形的正确战术；第二，周德威旷日持久的坚守，消耗并拖住了契丹主力；第三，援军里应外合，出其不意。此战表明，只要中原政权内部相对稳定，并有效经营幽云防线，便足以抵御初兴契丹的南下。
923年，李存勗灭梁建后唐。他深知幽州战略地位，先后以李存审、李存贤等重臣镇守。925年，启用幽州籍将领赵德钧（原名李绍斌）为节度使。赵德钧在任十余年，颇有善政：修筑运河保障粮运，于阎沟、潞河、三河等地建城戍守，巩固了幽州防务，使边境暂得安宁。他还审时度势，与契丹保持一定往来，这虽利于边境缓和，也为其日后政治投机埋下伏笔。
然而，后唐末年，内部矛盾激化。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唐，为求契丹援助，竟许诺割让幽云十六州，并自称儿皇帝。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亲率大军南下，与石敬瑭合兵击溃后唐军。镇守幽州的赵德钧父子也阵前降契丹。后唐灭亡，石敬瑭建立后晋，并如约割地。
幽云十六州的割让，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片区域囊括“山前”“山后”险要，长城关隘尽失，使中原门户洞开，无险可守。同时，该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契丹得此后国力大增，幽州升为南京（陪都），成为其南下基地。此后四百年间，中原王朝（后周、北宋）屡次北伐欲图收复，皆未能成功，北方战略态势彻底扭转。
纵观五代幽州战事，呈现出若干鲜明特点与历史启示：首先，战争性质复杂交织，既有地方军阀的兼并混战，也有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之间的生存争夺。幽州因其枢纽地位，始终是风暴眼。其次，政局动荡导致将领忠诚度极低，倒戈、叛降现象频发，如卢文进、赵德钧等反复于各方之间，加剧了局势混乱。再次，契丹的崛起与持续南进是此期最大的外部变量，其策略灵活，善于利用中原内乱（如支持石敬瑭），最终实现领土扩张。复次，中原政权的边防策略与用人得失至关重要。后唐对幽州守将既倚重又缺乏有效制衡，终酿成石敬瑭、赵德钧之变，导致疆土沦丧。最后，军事技术上，骑兵作用凸显，对战马的需求与争夺激烈，反映了当时战争形态的特点。
五代前期，幽州虽几经易手，尚在中原政权体系之内。自石敬瑭割让，幽州并入辽朝，不仅标志着其城市功能从军事重镇向民族政权陪都的升华，更开启了此后长期南北对峙的历史新篇章。这段充满权谋、铁血与转折的历史，深刻揭示了地理、战略与人事在王朝兴衰中的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