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帝王的日常饮食，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满桌珍馐、金碗玉盘的奢华画面。然而真实情况却与想象相去甚远。帝王用膳在古代有着严格的称谓规范，叫做“用膳”。《周礼》中曾解释道：“膳之言善也，今时美物曰珍膳。”从字面来看，帝王坐拥天下，四方珍馐理应皆归其享用。但实际操作中，这套体系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微，他对后代子孙的饮食有着明确的训诫。他曾告诫自己的三儿子：“在人上者，于饮食必重其事，而精调之。”意思是身居高位之人，对入口之物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贪图新奇罕见的食材，否则容易招致祸患。因此，明代帝王在食材选择上偏向保守，只能食用那些经过长期验证、市井常见的食物。朱元璋还要求后世子孙多食民间小菜，以体察百姓疾苦。于是明朝皇帝的餐桌上时常出现苦菜根、苦瓜、蒲公英、苏叶、蒜薹、马齿苋等野菜。
不过，明代帝王在饮食上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大胆”之处。由于祖上为南方汉人，饮食习惯带着几分“逮啥吃啥”的气魄。他们竟然喜欢吃内蒙古草原上的土拨鼠，这种传播鼠疫的小动物竟成了御膳中的一道菜。此外，明熹宗就特别喜欢“炙蛤蜊、炒鲜虾、炒田鸡腿”等菜肴，可见明代宫廷饮食的包容度相当高。
清代皇帝的饮食规矩比明代更为严苛。康熙帝曾下令宫中不得食用牛肉、驴肉、马肉，以保护农耕所需的生物资源。因此，清代帝王从未品尝过水煮牛肉或驴肉火烧的滋味。在食材选择上，清朝皇帝偏好猪、羊、鸡、鸭等纯肉，对土拨鼠、青蛙及海鲜一概不感兴趣。这一方面是为了节省民力，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他们欣赏不来。
康熙五十八年，闽浙总督曾向康熙进献台湾土产芒果，康熙回复：“知道了，这种东西没什么用，不要再送了。”过了一个月，总督再次进献，康熙又批复：“以前没看过芒果，本来想看看，看了之后似乎没什么用，以后不要送了。”从这段对话中不难看出，清代帝王在饮食探索方面的热情确实有限。
明代皇帝的日常膳食由光禄寺负责。朱元璋在位时，光禄寺的伙食尚可，他本人的日常菜单包括羊肉炒煎、烂拖齏鹅、猪肉炒黄菜、蒸猪蹄肚、两熟煎鲜鱼等，午膳则有胡椒醋鲜虾、烧鹅、燌羊头蹄、蒜醋白血汤、五味蒸鸡等，看上去颇为丰盛。然而朱元璋对光禄寺的伙食并不完全放心，他曾说：“吾平生甚不忍于事，于操膳，切忌忍之，保命也。”言下之意是，他虽杀人如麻，却不敢得罪厨子，怕被下毒。
朱元璋过世后，光禄寺的伙食质量急转直下。就连朝鲜使臣回国后都抱怨北京光禄寺的膳食难以下咽。《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当时北京城流行的谚语：“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将光禄寺的茶汤列为京城四大不靠谱之一。清代皇帝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清稗类钞》中记载，道光皇帝曾嫌伙食不好，想吃片儿汤，结果御膳房报上来一份报告，称若要专门做片儿汤，需新建御膳房、招厨子、给编制，一年要花几千两银子。道光想从外面饭馆买一碗，结果被告知那家店早已关门。
面对御膳体系的种种弊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曾试图自救。从嘉靖开始，皇帝便让身边太监为自己制作御膳。到了万历皇帝时，更是将御膳全部承包给身边的大太监。太监们为了讨好主子，不惜卖掉自己的豪宅来筹办膳食。效果确实显著，万历一朝宫中膳食丰盛程度为列朝所未有，万历帝本人也被催肥得举步维艰。
乾隆时期，宫中饮食的改善主要依靠更充足的预算、地方进贡的顶级食材以及从江南引入的新鲜菜式。乾隆元年元旦，早膳有拉拉一品、菜四品、盘肉七盘、点心二盘等，晚膳则有菜十品、攒盘肉一品、点心四品等。到了乾隆中期，宫中肴馔日益丰盛。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六，乾隆在同乐园进早膳，有燕窝攒丝热锅等十六品，额食三桌，饽饽七品，奶子四品等。晚膳时，有鸭羹燕窝等十三品，银碟小菜四品等。乾隆晚期，宫中馔肴更是丰盛无比。据清代御膳档案记载，仅乾隆五十四年一年，乾隆就吃了两百多顿涮肉，贯穿春夏秋冬四季。
当然，也有与自己过不去的皇帝。道光帝处于萧条时代，手中没钱，宫中日常膳食再无乾隆时期的铺张景象。皇后过生日时，道光帝终于下定决心，杀了两头猪，做了一碗猪肉打卤面招待群臣。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在《道光皇帝传》中评价道：“他没有帝王的天赋，他可以成为一个光彩夺目的诚实农妇，在任何方面都具有农妇可靠的品质，但是缺乏帝王所需的明晰的洞察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皇帝吃饭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般奢侈热闹。康熙帝曾说：“汉人一日三餐，夜又饮酒，朕一日两餐，当年出师塞外，日食一餐。”除了吃什么、怎么吃、吃几餐有严格控制之外，皇帝吃饭其实也是一件很孤独的事。宫中规定，皇帝吃饭时妃子不能同桌，即便在一起吃饭，妃子也不能给皇帝盛饭。所以影视剧中皇帝用膳时旁边灯红酒绿跪着一堆后妃的场景，在真实历史中几乎不可能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