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中期的政坛与学术领域，吕公著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出身显赫，是名相吕夷简之子，却以谦逊自持、学问精深、政见卓然而青史留名。他的一生，既是宋代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生动写照，也见证了熙宁变法前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吕公著，字晦叔，寿州人。他成长于一个极具政治影响力的家庭，父亲吕夷简是宋仁宗朝的重臣。然而，吕公著并未因此骄纵，反而自幼便展现出异于常人的沉静与好学。他的学问以儒家“治心养性”为根本，讲究内在修养，言辞简约而义理透彻。在宋代学术史上，他开创了“吕学”的端绪，著述颇丰，涵盖经史、政论、文集等多个方面，如《吕正献集》、《吕氏孝经要语》等，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吕公著的为人处世，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轶事，从中可窥见其高尚的品格。
早年他进京应试时，衣着朴素，举止谦和如寒门学子，旁人竟不知他是当朝宰相之子，得知后无不惊叹其不仗父势的淡泊。他性情简重清静，喜怒不形于色，对歌舞财利淡泊处之，生活极简，甚至“暑不挥扇，寒不附火”，这种修养也深刻影响了其女婿范祖禹等后辈。
在对外交往中，他亦不失风骨。一次接待契丹使者，对方屡屡妄议宋廷政事，吕公著不动声色，转而以契丹科举试题中的疏漏反问，令其语塞，展现了外交智慧。
吕公著与王安石的关系，是理解其政治立场的关键。二人早年交谊甚笃，王安石视其为兄长，钦佩其学识，甚至曾说：“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然而，当王安石主持变法后，吕公著并未因私交而盲从。他基于对国家政体的深刻理解和对民生疾苦的考量，多次上书直言新法之弊。这种“对事不对人”的耿直，最终导致两位昔日好友分道扬镳。这段往事，恰恰凸显了吕公著以国事为重、不徇私情的政治操守。
值得注意的是，吕公著对佛学禅理有深入的研究和喜好。他并非出世修行，而是汲取其中“静心”、“简朴”的智慧，并将其融入为政理念中。他为政力求清静不扰民，主张“去繁苛”。他曾劝告不好佛学的司马光，学习佛家观点重在领悟其精神要义，以辅助修身治国。这种融汇儒释的修养，使得他的为政风格在刚直中又带有一种圆融与从容。
纵观吕公著一生，他获得了从同僚到史家的广泛赞誉。欧阳修称其“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宋神宗评价他品评人才如秤般公允。司马光更是对其推崇备至，病重时以国事相托。《宋史》评价他“一切持正，以应天下之务”，是“守成之良相”。尽管后世如王夫之等对其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选择有不同分析，但其作为一代名臣，以持正、清静、识人著称的形象，已然深入人心。
吕公著的人生轨迹，从低调谦逊的相门之子，到位极人臣的帝国宰辅，始终贯穿着对内心修养的坚持和对国家责任的担当。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品德的典范，也为后人理解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文化与士大夫精神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