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建立后，刘邦在论功行赏时坚持将萧何排在首位，这一决定引发了一场被后人称为“萧曹争功”的经典历史争议。武将集团主张曹参应居第一，而刘邦却力排众议，将萧何推上功臣之首。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刘邦深思熟虑的政治布局，背后涉及皇权稳固、文官武将权力平衡等多重考量。
在论功行赏之初，刘邦迟迟未定方案，反而提出“三杰论”。他自谦在运筹帷幄上不如张良，后勤管理上不如萧何，带兵打仗上不如韩信。表面上这是谦虚之词，实则暗藏玄机。他提到张良、萧何、韩信，分别代表出谋划策、后勤支持和军事统帅三大功臣类型。刘邦优先提及张良，暗示他认为谋略人才应居首位，其次才是萧何这类管理者，最后才是韩信般的武将。这一排序反映了他对功臣价值的深层判断，为后续决策埋下伏笔。
当讨论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武将阵营坚挺曹参。曹参在汉朝建立过程中战功赫赫，身负重伤最多，攻占城池无数，是所有武将中功劳最显赫的一个。而萧何则在刘邦最艰难时刻多次挺身而出，推荐韩信等人才，并在后勤管理中提供关键支持。双方各执一词，宰相府与将军府之间剑拔弩张。曹参本人对刘邦秉性了如指掌，在这场争议中始终缄默不言，这反而为后续政局的稳定起到了潜在作用。
刘邦在争执中抛出“功狗功人论”，将曹参等武将比作猎狗，而萧何则是猎人。他称打猎时猎狗虽重要，但最终射中猎物的是猎人，功狗无法与功人相提并论。此言一出，不仅未平息争议，反而激怒了全体武将集团，险些酿成兵变。然而，这正是刘邦的政治智慧所在。他深知建国初期，武将权力过大是皇权的严重威胁。秦二世因无法约束武将而亡国，刘邦从中吸取教训。他坚持推萧何为首，确立了以文官功绩为标准，从而削弱武将话语权，并激化文官与武官之间的矛盾，防止他们结党营私。这种分化策略让刘邦的皇位更加稳固，也为后续政局的平稳过渡奠定基础。
尽管争议激烈，最终刘邦还是按己意敲定萧何居首。此举不仅确保了皇权集中，还让朝堂上文官与武官产生隔阂，减少了暗中勾结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萧何临终前，刘盈询问宰相继任者时，他推举的竟是曹参。曹参上位后完全遵循萧何制定的治国准则，史称“萧规曹随”。正是两人超越个人恩怨的胸怀，以及刘邦高瞻远瞩的决策，汉朝才能在动荡初期迅速走向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