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瓦岗军如同一把燎原之火，而最初点燃这把火的人，正是那位从体制内小吏转身成为起义领袖的翟让。他或许没有李密那般显赫的贵族光环与缜密谋略，但其豪侠气概、识人眼光与开拓之功，为瓦岗军的崛起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石，深刻影响了隋末乱局的历史走向。
翟让的早年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最初担任东郡法曹，一个掌管地方司法的官职，却因触犯律法而被判死刑。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狱吏黄君汉身上。黄君汉被翟让的骁勇气概所动，甘冒巨大风险，于深夜将其释放。这一夜，不仅改变了翟让个人的命运，也间接改写了一页历史。翟让脱身后，并未选择隐姓埋名，而是逃至地势险要的瓦岗（今河南滑县东南），以此为基础，聚众举义，瓦岗寨的名号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他的个人魅力很快吸引了两位关键人物的投奔：同郡骁将单雄信与少年英才徐世勣（即后来的李勣）。单雄信擅使马槊，勇冠三军；徐世勣虽年仅十七，却已展现出非凡的谋略。这支最初以瓦岗为根据地的队伍，史称瓦岗军。在徐世勣的建议下，他们转而劫掠汴水之上的官私商船，获得了充足的物资补给，队伍迅速壮大至万余人，完成了从求生寇盗到有组织军事力量的初步转变。
瓦岗军真正迎来质变，是在李密投奔之后。李密带来了更宏大的战略视野。他力主攻取中原要冲——荥阳。夺取此地，西可威胁洛阳，东可控扼平原，战略意义极大。隋炀帝对此不敢怠慢，派出当时号称“威振东夏”的头号名将张须陀前来镇压。张须陀此前屡破义军，声势正盛。
面对强敌，李密定下诱敌深入之计。翟让率军与张须陀正面交锋后佯装败退，将骄傲轻敌的隋军引入荥阳以北大海寺附近的预设伏击圈。李密伏兵尽出，合围隋军。此役，隋军大败，主将张须陀阵亡。消息传开，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朝廷震动，士氣大挫。荥阳大捷不仅让瓦岗军获得了与隋朝精锐正面抗衡的信心，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反隋力量，堪称隋末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业十三年（617年）春，翟让与李密乘胜挥师，攻取了隋朝至关重要的国家粮仓——兴洛仓（又称洛口仓）。他们做出了一个极具政治智慧的举动：开仓济贫。一时间，饥饿的百姓从四面八方涌来，瓦岗军“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赢得了巨大的民心。无数贫苦农民因此加入义军，队伍呈爆炸式增长。
随后，瓦岗军又连续击败隋将刘长恭的讨伐军，攻破回洛仓、黎阳仓，屡次开仓赈济。至此，瓦岗军控制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片中原富庶地区，拥兵数十万，达到了其势力的顶峰。他们甚至发布檄文，公开列举隋炀帝十大罪状，明确打出推翻隋朝的政治旗号，从一个地方性起义武装，转变为争夺天下的核心政治力量之一。
随着李密在连续战役中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其声望在军中日渐超越翟让。翟让为人豁达，自认在全局谋略上不及李密，为避免内耗，以大局为重，主动将领袖之位让予李密，推举其为“魏公”，自己则担任司徒。这一“禅让”行为，在当时体现了翟让的胸襟，但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权力结构的改变必然伴随内部矛盾。翟让的旧部亲属对其让位心生不满，时有怨言。而李密身边如房彦藻等人，也不断进谗，夸大翟让一系的威胁。猜忌的种子一旦种下，便迅速生根发芽。617年十一月，李密设下宴席，邀请翟让及其兄翟弘等人赴宴。席间，李密部下突然发难，将翟让、翟弘等人杀害。尽管李密事后迅速安抚了翟让旧部，由单雄信、徐世勣等继续统领其军，稳住了局面，但这场内部火并无疑严重损耗了瓦岗军高层间的信任根基。
翟让之死，标志着瓦岗军纯粹草莽创业时代的结束。他虽非最终的掌权者，但正是他建立了瓦岗最初的基业，吸引了如李密、徐世勣、单雄信等一大批杰出文臣武将的汇聚。他的遭遇，也是隋末众多起义领袖命运的一个缩影——能够并肩创业，却难以共享江山。瓦岗军后来虽在李密带领下继续与王世充等势力激战，但内部裂痕已难以完全弥合，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然而，翟让首义之功，其麾下培养出的众多人才在唐初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都让他的名字，深深镌刻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