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中期的政治舞台上，崔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博陵崔氏，凭借科举入仕，最终官至宰相，却在史书中留下了“在位无称于人者”的评价。他的人生轨迹，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唐德宗时期复杂的朝局与士大夫的生存之道。
崔损，字至无，籍贯博陵安平。其家族博陵崔氏是魏晋以降的山东望族，门第显赫。然而到了崔损这一代，家族名位已渐趋衰落。他选择了一条唐代士人典型的进阶之路——科举。大历末年，崔损进士及第，后又登博学宏词科，展现出卓越的文才。由此，他步入仕途，初授秘书省校书郎，后任咸阳尉。凭借其岳父京兆尹王翃的关系，他改任大理评事，并逐步升迁至兵部郎中。这段早期经历，体现了唐代士族如何将家族背景、个人才学与婚姻关系结合，构建起自己的仕进阶梯。
贞元十一年，崔损升任右谏议大夫。次年，朝廷政局出现变动：门下侍郎赵憬去世，中书侍郎卢迈因病告假。这一权力空缺，成为了崔损命运的转折点。与崔损交好的户部尚书裴延龄，将其推荐给了唐德宗。于是，崔损以本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与赵宗儒同日拜相。然而，这次任命在朝野内外引起了普遍失望。时人原本期待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填补相位，而崔损在当时并无显著声望或政绩。他的性格被描述为“龌龊谨慎”，甚至在皇帝主持的延英殿议政时，也常常沉默不言，缺乏宰相应有的风骨与建树。
贞元十四年，崔损转任门下侍郎平章事。在其任内，一项重要工程成为了他的主要职责。当年，唐太宗昭陵的旧宫因野火焚毁，有关部门奏请修复。关于修复地点，朝臣们多有争论，多数建议移至山下以省民力，但唐德宗出于对先帝的尊崇，决意于原址山上重建。这项重任落在了崔损肩上，他被任命为“八陵修奉使”，负责包括献陵、昭陵、乾陵等在内的皇家陵寝修缮工程。史载，仅五陵就造屋五百七十间，工程浩大。唐德宗对此极为重视，陵寝所需的一切床褥帷幄，皆亲自过目后，才交由崔损送至陵所。这项工程虽非直接关乎国计民生，但却是维护皇室礼制的重要事务，崔损的谨慎性格或许正适合此类需要细致执行、不容有失的工作。
与他在公务上的谨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私人德行所受到的严厉批评。史书记载，他身居宰相高位时，生母的灵柩却草草殡于野外，他既不提及修建坟墓，也不商议迁葬合祔之事；其姊出家为尼，在附近寺院去世，他竟在整个丧期都未亲临吊唁。这些行为被当时的士君子所不齿。然而，正是这种过于恭顺谦逊、处处迎合的作风，使他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得以保全。自建中年间以后，宰相很少能长久在位，多因罪过被贬黜。崔损却深谙明哲保身之道，揣摩并迎合皇帝心意，从而在宰相位置上长达八年之久。唐德宗虽然也知晓朝野舆论鄙薄其只知保住俸禄、取悦君上，却依然对他抱有怜悯并给予厚待。贞元十九年，崔损在久病之后去世，被迫赠为太子太傅，并获赐丰厚的赙赠。
崔损的仕途，揭示了一个并非以卓越才干或崇高道德，而是以谨慎、顺从乃至妥协来应对复杂政治环境的官员形象。他的崛起得益于科举制度与人际关系，他的长期在位反映了唐德宗后期朝政的某些特点。在皇权与士大夫政治的互动中，崔损选择了一条务实的、以稳固个人地位为优先的道路，这让他得以善终，却也使他在青史中难以获得美名。他的故事，不仅是其个人的宦海沉浮，也是中唐政治生态的一个微妙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