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关羽挥师北上，兵锋直指襄樊。这场战役初期势如破竹，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其威势震动中原，甚至一度让曹操萌生迁都之念。然而，后世常有人质疑：关羽此举是否未经刘备授意，属于擅自行动？深入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便会发现，这种观点难以立足。
在东汉末年的军事体系中，尤其是刘备集团内部，如此规模的战略进攻绝非一方镇守大将可以独自决断。关羽虽与刘备情同手足，但“君臣之分”在彼时观念中根深蒂固。以关羽毕生恪守的“忠义”信条而言，他几乎不可能僭越权限，发动一场关乎集团命运的大战。更为关键的是，襄樊之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刘备集团整体战略棋盘上至关重要的一步棋，与西线的汉中之战形成了东西呼应的战略配合。
襄樊之战的爆发，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动态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江陵对峙与力量积蓄（约210-217年）
自刘备借得南郡，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后，荆州北部边境便摩擦不断。关羽驻守江陵，与曹魏派驻襄阳的守将乐进多次交锋。尽管《三国志》的记载多从曹魏视角出发，看似关羽常处下风，但从后来曹操将乐进调离荆州，改派大将曹仁坐镇樊城这一人事调动来看，关羽在此阶段的积极进取显然给曹魏带来了持续压力，迫使对方不断增派更强将领前来应对。
第二阶段：汉中战役期间的战略策应（217-218年）
公元217年，刘备在法正建议下，倾蜀中之力发动汉中之战。此时，关羽在荆州方向的行动，实为对主战场的重要策应。218年，曹魏腹地接连发生多起叛乱：许昌的耿纪、韦晃等人企图挟持汉献帝南投关羽；陆浑县民孙狼起义后南下归附关羽，并获得其支持返回敌后活动；南阳守将侯音因徭役过重而反叛，亦“与关羽连和”。这些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反映了关羽势力向北渗透所营造出的战略态势。关羽虽未在此时大举北伐，但其持续的军事压力与统战工作，成功在曹魏统治核心区域制造了动荡，有效牵制了其中线兵力，使其无法全力支援汉中西线。
第三阶段：全据汉水的战略总攻（219年）
219年正月，汉中之战以黄忠阵斩夏侯渊、刘备夺取汉中而告一段落。同年三月，曹操亲征汉中未果，五月撤军。几乎与此同时，刘备命令刘封、孟达自汉中顺汉水东下，攻取了上庸、房陵等东三郡。至此，一幅清晰的战略蓝图浮现出来：汉中、上庸、襄樊，这三个关键节点均位于汉水沿岸。夺取襄樊，意味着将整条汉水流域纳入控制，从而打通一条从蜀中直抵中原腹地的战略水道。这不仅能为未来的北伐建立前进基地，更能极大改善后勤补给线。因此，七月关羽进军包围襄樊，正是执行这一连贯战略的最后一步，目的是与汉中之战的胜利成果相衔接，实现“跨有荆益”后的对外扩张。
关羽北伐初期战果辉煌，却最终因东吴孙权背盟、吕蒙偷袭荆州而导致败亡。这一悲剧结局，固然与孙权方的战略抉择直接相关，但也暴露出刘备集团在战略协同上的不足。当关羽在前线高歌猛进、威震华夏之时，刘备集团的核心力量却未能及时从汉中或益州给予足够的兵力增援或战略策应，致使荆州后方空虚，给了东吴可乘之机。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襄樊之战是刘备集团巅峰时期的一次战略主动出击，其目标远大——意图通过控制汉水全流域，对曹魏形成钳形攻势。这场战役的发动，是基于长期战略规划下的必然之举，而非关羽的个人冲动。它的失败，标志着刘备集团“跨有荆益，两路北伐”的战略构想遭受重挫，也深刻改变了三国鼎立的后续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