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光璀璨的唐代诗坛，杜牧以其独特的“雄姿英发”之姿，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位字牧之，号樊川居士的京兆才子，不仅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撑起了晚唐诗歌的苍穹，更以其跌宕起伏的仕途生涯、率性而为的轶事典故，为后世勾勒出一位立体而鲜活的文人形象。他的诗歌，既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深沉忧思，也有“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洒脱不羁，其人其文，至今仍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杜牧的才华，很早就如锥处囊中，锋芒毕露。其仕途的传奇开端，与那篇流传千古的《阿房宫赋》紧密相连。据载，当年侍郎崔郾赴洛阳主持进士科考，名士吴武陵骑驴而至，当众将杜牧的《阿房宫赋》慷慨诵读。文章气势磅礴，议论精警，令崔郾击节赞叹。吴武陵趁势力荐，直言“请以此赋为据，取杜牧为状元”。尽管因故最终定为第五名进士，但这段“崔郾力荐”的佳话，足以证明杜牧的惊世之才在入仕前便已名动公卿。这并非仅仅是一段趣谈，它深刻反映了唐代社会对文学才华的极度推崇，一篇佳作足以成为步入仕途最有力的“敲门砖”。
杜牧常被贴上“风流才子”的标签，这源于他诸多与歌女名妓相关的诗篇与轶事。然而，其风流背后，往往是深切的同情与真挚的感怀。
在江西幕府期间，他结识歌女张好好，欣赏其才艺。数年后洛阳重逢，昔日的佳人已沦落市井，当垆卖酒。杜牧感慨万千，挥笔写下《张好好诗》。此诗不仅情深意切，其书法墨宝亦被《宣和书谱》赞为“气格雄健，与其文相表里”，成为罕见的诗书双绝之作。
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那场无果的“十年之约”。杜牧在湖州游玩时，邂逅一倾城少女，遂与其母约定，十年内必来湖州任职迎娶。然而宦海浮沉，十四年后杜牧才得任湖州刺史，彼时少女已嫁人生子。杜牧怅然写下《叹花》，“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的诗句里，充满了对命运无常的深深叹惋。这段往事，展现了他性格中浪漫信诺的一面，也折射出古代文人面对个人情感与仕途羁绊时的无奈。
杜牧的风流倜傥常被放大，但其作为严肃学者和政治思考者的身份同样重要。他出身于显赫的京兆杜氏，祖父杜佑是著有《通典》的著名宰相。杜牧继承家族万卷藏书，自称“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深厚的学养是他咏史怀古诗卓然不群的根基。他的《赤壁》《泊秦淮》等作品，绝非简单的怀古，而是借历史针砭时弊，充满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晚唐政局动荡，杜牧在诗中屡屡流露出对国运的深切忧虑，其《感怀诗》等作品，清晰地展现了他作为士大夫的政治抱负与历史洞察力。
杜牧的个性张扬洒脱，不拘小节。他与诗人张祜因欣赏同一歌妓，竟当场以联诗赌胜负，赌罢相视大笑，反而将初衷抛诸脑后，尽显名士风流。临终之前，他的行为更为独特：自撰平实无奇的墓志铭，并将生平大部分诗文付之一炬，仅留十之二三。这一举动，或许是对“文章千古事”的另一种超脱，也为其人生增添了最后一抹神秘与率性的色彩。
杜牧在后世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代的李商隐推许其为“人间惟有杜司勋”。《唐才子传》以“铜丸走坂，骏马注坡”形容其诗风的圆快俊爽与昂扬气势。刘熙载赞其“雄姿英发”，胡震亨更认为他“居然具宰相作略”。其书法亦备受推崇，董其昌将其与颜真卿、柳公权之后的书法名家并列。这些评价共同奠定了杜牧在文学史上作为晚唐杰出诗人和散文家的不朽地位。他那些俊朗飘逸又暗含沉郁的诗句，穿越千年，依然叩击着读者的心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