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一个特殊的群体逐渐掌握了帝国的命脉。他们并非传统的文臣武将，而是掌控着宫廷禁军——神策军的宦官集团。这支武装力量使他们拥有了废立皇帝、把持朝政的资本，成为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特殊存在。朝中百官若想在权力中心立足，往往不得不依附于这些宦官的势力。
许多人误以为宦官群体只懂得舞刀弄枪，实则不然。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他们总结出了一套控制皇帝、巩固权力的有效方法。其中，宦官仇士良的总结尤为精辟：“要让天子无暇他顾，就需以声色犬马充盈其生活，使其沉溺享乐，不问政事。如此，朝廷大权自然落入我等手中。尤其要防止皇帝读书明理，更要远离那些饱读诗书的文臣，以免他们用前朝兴衰故事启发皇帝，对我们产生戒心。”
这套权术理论在实践中屡试不爽，使得宦官集团在相当长时期内牢牢掌控着唐朝中枢。然而，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并非所有皇帝都甘心充当傀儡，唐文宗李昂就是其中一位试图扭转局面的君主。
公元826年，唐敬宗遭宦官杀害，王守澄拥立其弟李昂即位，是为唐文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暗中寻求夺回大权的方法。大臣李训、郑注窥知皇帝心意，主动参与密谋。有趣的是，这两人正是通过宦官王守澄的引荐步入仕途，这种“来自敌人内部”的支持让文宗看到了希望。
在李训和郑注的策划下，朝廷先后铲除了宦官陈弘志和王守澄，除阉行动初见成效。然而，就在革命尚未成功之际，内部的裂痕已经出现。升任宰相的李训将郑注调任凤翔节度使，表面上是布局外援，实则暗藏独揽功劳的心思。
两人最初商定的是A方案：趁王守澄下葬之日，由郑注率亲兵以护卫为名，将到场宦官一网打尽。但李训私下又制定了B方案，联合舒元舆、郭行余、王璠等人，计划抢先在京中行动，成功后顺带除掉郑注。这一决策的变更，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改变历史的时刻到来。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衙门后院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乃祥瑞之兆。在李训的引导下，百官纷纷向文宗道贺。皇帝故作姿态，先派李训查验，李训回报“似非真甘露”，建议由宦官首领仇士良等人再次确认。
这个看似完美的陷阱却因执行者的紧张而暴露。当仇士良率众宦官前往查看时，发现韩约“变色流汗”，时值寒冬却大汗淋漓。一阵风吹开幕布，露出埋伏的士兵，仇士良顿时警觉，率众宦官急忙奔回殿中。
此时李训急呼士兵护驾，但宦官们已挟持文宗向后宫撤退。尽管罗立言、李孝本率兵击杀十余名宦官，终究未能阻止皇帝被带入宣政门。大门关闭的瞬间，也关闭了这次政变成功的最后可能。
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李训换装出逃，而宦官集团的反扑则异常迅猛。仇士良命令神策军副使率禁军出宫“讨伐贼党”，一场血腥清洗随即展开。
宰相王涯等人在政事堂用餐时，突闻士兵杀至，仓皇逃窜。中书、门下两省及金吾卫官吏士卒千余人争相逃命，未能逃出的六百多人尽遭屠杀。各官署衙门遭到全面搜查，官吏、卫兵乃至商贩千余人惨遭杀害，长安城内“流血遍地，尸横狼藉”。
更残酷的是，宦官集团派出骑兵出城追捕逃亡者，同时在京城展开大搜捕。年过七旬的宰相王涯被捕后遭受酷刑，被迫承认“与李训谋反，欲立郑注为帝”。这份屈打成招的供词，成为宦官进一步清洗朝臣的借口。
十一月二十三日，惊魂未定的百官上朝时，面对的是夹道持刀的禁军。当文宗询问宰相何在，仇士良冷冰冰地回答“因谋反下狱”。看到王涯的“供词”后，皇帝既悲且怒，却已无力改变局面。
逃亡在外的李训最终被捕，为避免受辱而求死；郑注在凤翔遭监军设计诛杀。所有参与者的亲属无论老幼均遭屠戮，这场未遂政变以极其惨烈的方式收场。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甘露之变的失败并非偶然。李训临时变更计划、所用之人心理素质欠佳、关键时刻皇帝被控制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悲剧。司马光等人评价李训、郑注为“求权逞险的小人”，认为他们若有匡扶天下之志，放弃私欲通力协作，或许会有不同结局。
这场事变后，宦官势力愈加猖獗，直至公元903年朱温诛尽宦官，这个群体才退出历史舞台。而甘露之变不仅是一场失败的政变，更是晚唐政治生态的缩影，预示着这个辉煌帝国不可逆转的衰亡命运。权力斗争的残酷、人性在关键时刻的考验、制度性缺陷的暴露，都在这一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