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河北大地成为决定天下走势的关键棋局。建安二年至四年（公元197—199年），一场决定北方命运的决战在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展开。冀州牧袁绍倾尽全力，最终攻灭盘踞于此的宿敌公孙瓒。此役不仅终结了长达近十年的河北双雄对峙，更让袁绍一举整合幽、冀、青、并四州资源，建立起当时中国北方最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其势力之盛，足以睥睨中原。
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的界桥之战，袁绍便已挫败公孙瓒的锐气。然而，公孙瓒退守幽州后，通过击败幽州牧刘虞，一度重振声威，受封易侯。但在袁绍与刘虞旧部的联合打击下，公孙瓒连遭败绩，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退守至易地。他在这里构筑了堪称古代军事工程典范的防御体系：挖掘十道环绕的壕沟，堆筑起众多高五六丈的土山（称为“京”），其上设立营垒。核心处更筑有十丈高台，建楼自居，以铁门封闭，文书需用绳索吊上。城中囤积军粮多达三百万斛，显见其长期固守、伺机而动的决心。袁绍曾试图书信劝和，但公孙瓒置之不理，初期进攻也屡屡受挫，双方陷入僵持。
公孙瓒的失败，根源在于其战略与驭下之道的双重失误。面对袁绍的攻势，他采取了极端保守的“龟缩”战术，命令各地守将独立固守，并定下“见死不救”的残酷规矩，意在逼迫将领们死战。这一策略短期内或许增加了防守韧性，却极大地寒了部众之心，导致军心离散，各营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当袁绍于建安三年（198年）发动总攻时，南境防线上的守将或降或散，袁绍大军得以长驱直入，兵临易京城下。此时，公孙瓒意图出城联合黑山军进行反击，却又被长史关靖以“主将离城则军心必溃”为由劝阻，从而丧失了最后的机动战机会，彻底陷入坐以待毙的绝境。
战局在建安四年（199年）春天迎来高潮。公孙瓒之子公孙续虽成功引黑山军十万来援，但通讯密信被袁绍截获。袁绍将计就计，依信中约定的举火为号，设下埋伏。公孙瓒误以为援军已至，开城出击，结果遭遇毁灭性打击，大败而归。经此一役，公孙瓒军力与士气均遭重创，只能困守孤城。袁绍随即采取了中国古代攻城战中经典的“地道战术”，命令士卒挖掘地道直通城楼之下，以木柱支撑，而后放火烧柱，致使城墙楼台大面积崩塌。袁军通过这种步步为营的坑道作业，最终攻破了公孙瓒的核心堡垒——中京。
眼见大势已去，公孙瓒在绝望中绞杀亲属，引火自焚，其势力随之彻底覆灭。随着关靖等人殉死，公孙续也被外族所杀，袁绍清除了他在河北最后的劲敌。易京之战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袁绍不仅完全掌控了冀、青、并三州，更将幽州大部收入囊中，实现了对河北四州的实质统一。更重要的是，他接收了公孙瓒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及易京城内堆积如山的粮草，军事实力与经济基础得到爆炸性增长。自此，袁绍集团再无北方后顾之忧，得以将全部战略重心转向南方，拉开了与曹操集团争夺中原控制权的官渡之战的序幕。这一战，堪称汉末北方格局的终极定音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