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4年秋，辽国在萧太后与辽圣宗的率领下，以索还关南之地为名，大举南侵。辽军铁骑南下，初期势如破竹，接连进逼遂城、顺安军等地。尽管宋军将领如魏能、石普等人率部进行了顽强抵抗，使辽军未能完全突破防线，但辽军转而东进保州受挫后，又迅速将兵锋指向定州。此时，负责河北全局防务的宋军都部署王超，手握宋真宗赵恒“持重勿战”的诏书，在唐河一带列阵却按兵不动。这一怯战避敌的决策，严重贻误了战机，致使辽军得以长驱南下，兵临黄河，对宋朝都城开封构成了直接威胁。
当辽军兵锋日盛的消息传至开封，宋廷内部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与分裂。以副相王钦若、枢密院大臣陈尧叟为首的一派，力主避敌锋芒，分别提议迁都金陵或成都。朝廷上下，弥漫着一股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然而，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南逃，并极力主张宋真宗必须御驾亲征，以振士气、定民心。在他的坚持与劝说下，宋真宗最终罢免了王钦若，并初步同意了亲征之策。
然而，帝王亲征的决心并非坚不可摧。当车驾行至滑州附近时，随行官员中再度响起南逃之声，使得宋真宗再度动摇。关键时刻，寇准联合宿将高琼，向真宗陈明利害：倘若此时南逃，军心溃散，辽军骑兵追击，恐怕未至金陵，便有被俘之危。这番直言，最终迫使宋真宗下定决心，继续北进澶州。
与此同时，前线的战事异常惨烈。辽军主力猛攻瀛州，萧太后母子亲自击鼓助威，攻势如潮。宋将李延渥、史普率领军民死守城池，以滚石檑木浴血奋战十余日，令辽军死伤惨重，被迫撤围。但辽军并未退却，转而绕过坚城，其前锋直抵黄河岸边的澶州城下。
就在宋真宗抵达澶州之际，决定战局走向的一幕发生了。辽军主帅、名将萧挞凛在视察前线时，被宋军床子弩发射的巨箭精准命中额部，当晚不治身亡。主帅阵亡，对辽军士气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萧太后闻讯亦痛哭不已，攻宋决心大为动摇。宋军则趁势反击，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
颇具戏剧性的是，在战场厮杀的同时，宋辽之间的秘密和谈通道早已开启。此前被俘的宋将王继忠充当了中间人，传递辽方议和意向。本就畏战怯懦的宋真宗得此消息，如获至宝，立即派遣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急于求和的真宗甚至给出了“百万以下皆可许”的底线。然而，清醒的寇准私下警告曹利用：“若超过三十万，我必斩你！”最终，在宋朝事实上占据军事优势的背景下，一纸盟约在澶州城下签订。
这份名为“澶渊之盟”的和约规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尊萧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互不侵犯，开放边境贸易。自此，宋辽之间维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
从纯粹军事角度看，澶州之战宋军防守成功并射杀敌军主帅，无疑是一场胜利。但“澶渊之盟”却将这场军事胜利转化为一项带有岁币性质的长期财政负担与政治妥协。它用经济代价换取了边境安宁，也开创了宋朝“以钱财换和平”的外交模式。后世评价此事，常谓之“虽胜犹辱”，正在于它暴露并强化了北宋王朝深入骨髓的“重文抑武”、“守内虚外”的战略保守性格。此战此盟，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宋朝在对外战略上的矛盾与困境：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与文化，却在尚武精神与开拓进取心上早早选择了退却，为其后百余年的边防被动埋下了伏笔。这种在胜利面前主动选择屈辱妥协的决策，其带来的心理影响与战略导向，远比三十万岁币本身更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