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武周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姚璹是一位兼具史家才学与政治智慧的杰出人物。他不仅以卓越的政绩官至宰相，更以创立《时政记》这一重要制度，在中国古代史学与政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姚璹，字令璋，出身于吴兴武康的史学世家，是著名史学家姚思廉之孙。家学渊源赋予了他深厚的学识底蕴。唐高宗永徽年间，他凭借出众的经学造诣考中明经科，由此步入仕途，历任太子宫门郎、秘书郎等职。其文采与才干很快得到赏识，晋升为中书舍人，并受封吴兴县男，在文翰机要部门崭露头角。
武则天掌权时期，姚璹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因亲属牵连被贬至桂州。然而，他敏锐地洞察到武则天对祥瑞符命的喜好，在岭南任上，他悉心搜集境内所有名称中带“武”字的山川草木，将其视为武周承天应运的象征上奏，此举深得武则天欢心，使他得以重返中央，担任天官侍郎，并以其知人善任而获得称道。
长寿二年，姚璹升任文昌左丞、同平章事，进入宰相行列。他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制度缺陷：皇帝与重臣议政的机密内容，史官无法记录，可能导致后世对重要决策过程无从考证。为此，他极具开创性地奏请，由一位宰相专门负责记录君臣议政的军国大事，每月封送史馆存档，这份记录被称为《时政记》。这一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起居注的不足，为后世保存了更为核心和连续的政务决策史料，是唐代史官制度的一大发展。
姚璹在武周朝承担了多项重大工程。延载年间，他担任督作使，主持铸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证圣年间明堂遭遇火灾后，他又受命督造新的明堂。尽管深受武则天信任，负责这些彰显武周权威的工程，但姚璹并未一味迎合。他多次基于务实与节俭的原则直言进谏：当武则天因明堂火灾欲避正殿自责时，他巧妙引经据典予以劝止；当外国进献狮子，耗费巨大时，他上书恳请以爱惜民力为重，停止运送；当武则天欲以千金黄金涂饰九州鼎时，他又谏言神器贵在质朴自然。这些谏言多数被采纳，展现了他作为辅弼大臣的责任感。
姚璹晚年曾任益州长史。在任期间，他果断处理了一起未遂的叛乱案件，但其严厉手段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此后他调回中央，担任地官、工部尚书等职，并兼任西京留守。晚年，他多次请求致仕，最终获准还乡，并被晋封为伯爵。神龙元年，姚璹去世，获赠越州都督，谥号“成”。
纵观姚璹一生，他生于史学世家，长于政治变局，既能以灵活手腕应对时势，又能以史家眼光建立制度，更能在关键时刻秉持原则、直言劝谏。他首创的《时政记》，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具长远影响的贡献，连接了“君举必书”的史学传统与日常政务的实录需求，其影响延续后世。他的人生轨迹，深刻反映了武周时期一位高级官员如何在复杂政治环境中运用智慧、履行职责并留下历史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