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生育有十七个儿子，但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时，已有十位皇子相继离世。在剩余的七子中，乾隆眼中的大多数都显得平凡甚至不成器，有的令他深恶痛绝。比如十一子永瑆，他以书法闻名，自号“马一角”，起初颇受乾隆赏识。然而，经过几次接触后，乾隆发现这个儿子绝非储君的合适人选。据朝臣汇报，永瑆极度吝啬抠门，其府中死了一匹马，他不准埋葬，反而命人烹食马肉，要求全府上下一起吃，以节省几日饭钱。更令人咋舌的是，他手中积蓄数十万两白银，却坚持让府中人每日喝粥度日。因此，永瑆成为王公大臣的笑柄，彻底沦为大清皇帝眼中被遗忘的儿子。
当时的人们如此看待永瑆，历史亦如此评价。然而，如今回顾这些反常之举，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十一子永瑆的吝啬行为，很可能是刻意表演，旨在逃离乾隆的视线，远离危险的皇储斗争。因为他的兄长们曾因皇储问题被冤枉致死。要理解这一切，需追溯至乾隆初年的立储风波。
乾隆早年坚持“立嫡长子”为太子。登基元年，他便立嫡长子永琏为皇太子。然而，乾隆三年（1738），年仅十岁的永琏因病夭折。悲痛之余，乾隆公开了永琏的太子身份。此后，他仍执着于立嫡子，又立富察氏皇后所生的第二子永琮为皇太子，但此子亦不幸早夭。乾隆不得不沉痛反思：“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先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也。”（《清史稿卷二二一》）深受宠爱的富察氏皇后因连丧两子，不久在山东德州途中去世。
“大阿哥、三阿哥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诛杀，但朕百年之后，皇统则二人断不能承继！”乾隆越说越激动，想起父辈们在争夺太子位时的互相残杀，他又改变主意：“你们将来必兄弟相杀，与其如此，不如现在我就杀了你们！”若不是侍卫苦苦阻拦，两个儿子当场就可能命丧黄泉。乾隆用布满血丝的双眼对满洲大臣宣布：“今后如有人奏请立皇太子，朕必将他立行正法，断不宽贷！”（《清史稿》）不久，年方二十一岁的庶出长子受惊忧惧而死，皇三子也在二十六岁时离世。同年七月，山西一小官向出继的四阿哥投信，被乾隆得知。小官被凌迟处死，四阿哥因此背锅，数月后忧惧而亡。六阿哥因收了山西巡抚喀宁阿呈递的请安帖子并“送鱼数尾”，吓得赶紧向乾隆报备。这些事件无不证明，作为乾隆的儿子，心理压力巨大，稍涉政治便有性命之忧。
作为大清皇子，十一阿哥永瑆选择以这种独特方式避祸：装疯卖傻，通过吝啬至极的行为远离乾隆的视线。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皇子，如何会如此抠门？所谓“事出常态必有妖”，这些反常表现揭示了乾隆对儿子们精神世界的戕害。在乾隆眼中，亲情与政治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儿子轻于鸿毛，社稷重于泰山。当乾隆将十三阿哥颙琰的名字藏于“正大光明”匾额后，他曾在天坛圜丘向天祷告：“此子若有能力继承大业，则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若非贤能之人，则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不要继承大统而贻害社稷。”（《清高宗实录》）与皇权政治相比，亲情永远排在第二位。
道光三年（1823），清代书法大家十一子永瑆因这一特殊避祸方式而得以长寿。去世前，他拒绝家人为他洗净身体，并说：“死后入土腐烂，比现在还脏，洗了也白洗。”一代书法家，身为乾隆之子，在亲眼目睹兄弟们被其父逼死后，不得不通过装疯卖傻保全性命，最终在非正常的行为模式中走完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