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5年，曹操亲率大军征讨盘踞汉中的张鲁，意图打通通往益州的战略通道。仅仅四个月时间，曹军便击溃张鲁主力，相继攻占南郑等要地。张鲁见大势已去，遂率众归降。此时，谋士刘晔与司马懿力谏曹操乘胜进军，一举平定巴蜀。然而，曹操却以光武帝“得陇望蜀”之语回应，并未采纳建议，反而留下夏侯渊镇守汉中，自己则率主力北返。
曹操占领汉中的消息传至益州，顿时引起巨大恐慌。汉中作为益州北面门户，其失守意味着蜀地屏障洞开。当时刘备正与孙权在荆州湘水对峙，益州守备相对空虚。若曹操此时挥师南下，蜀中军民尚未完全归附刘备，胜负确实难以预料。司马懿当时分析指出：“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这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战略提议。
表面看来，曹操似乎错失良机，但深入分析当时局势，却能发现其决策背后的多重考量。
首先，曹军后方并不稳固。张鲁虽降，其残余势力仍活跃于巴中地区；关陇地带归附不久，地方势力反复无常，需要时间巩固统治。若贸然深入蜀地，这些新附地区很可能再生变乱，导致曹军腹背受敌。
其次，曹操的核心根据地始终在中原。连年征战虽统一北方，但东南方向的孙权与驻守荆州的关羽始终构成巨大威胁。特别是孙权，自赤壁战后不断袭扰江淮地区，而关羽坐拥南郡精兵，随时可能北上威胁许昌。曹操必须保持主力机动，以防根基之地遭受突袭。
益州素有“天府之国”之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即便后来曹魏发动灭蜀之战，钟会大军在夺取汉中后仍被姜维阻于剑阁，若非邓艾奇袭阴平，恐难成功。曹操若此时入蜀，将面对以逸待劳的诸葛亮防守体系。诸葛亮虽不以野战见长，但擅长据险固守，足以拖延战事。
更关键的是，刘备闻汉中失守，迅速与孙权达成和议，率主力回援成都。曹操若陷入蜀地持久战，中原空虚之势必将被孙权、关羽利用，可能导致全线崩溃。正如刘备谋士法正后来所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
从更宏观的战略视角观察，曹操的决策体现了其卓越的全局掌控能力。建安二十年（215年）前后，曹操面临的是多线战略压力：东有孙权虎视眈眈，南有关羽整军备战，西有马超余部未平，北有乌桓需加防范。在此情况下，开辟新的蜀地战场意味着兵力过度分散，补给线拉长，风险极高。
此外，曹操年事已高（时年六十岁），多年征战使其对长期远征持谨慎态度。汉中战役虽胜，但山地作战消耗巨大，士卒疲惫，急需休整。而益州不仅路途遥远，且需面对复杂地形与气候适应问题，这些实际困难都成为曹操必须权衡的因素。
历史证明，曹操回师后，刘备果然倾全力争夺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杀夏侯渊，夺取汉中控制权。曹操虽亲征救援，但已无力回天。这一结果常被后人视为曹操的战略失误，但若结合当时整体局势分析，曹操的选择实为在复杂局面下的理性权衡——与其冒险深入未知险地，不如巩固既有成果，确保核心区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