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袭取荆州、擒杀关羽，彻底改变了三国格局。这一行动虽让东吴获得战略要地，却也彻底激化了与蜀汉的矛盾。在刘备称帝后，孙权面临着一个关键抉择：是继续与蜀汉为敌，还是重新调整战略方向？此时向曹魏称臣成为缓兵之计，但孙权深知，真正的生存之道在于动态平衡——既不能同时与两大势力为敌，也不能让任何一方过度强大。
在群雄逐鹿的时代，相对弱小的势力往往遵循“先易后难”的扩张原则。正如曹操早年通过兼并中小诸侯壮大实力，最终与袁绍决战官渡，孙权同样深谙此道。襄樊之战时吕蒙建议袭取荆州而非徐州，夷陵之战前刘备执意伐吴而非伐魏，都体现了这一战略思维。对东吴而言，攻击一个内部稳固、防守严密的蜀汉后方，远比想象中困难。
诸葛亮主政时期，蜀汉展现出惊人的凝聚力。朝廷上下政令畅通，军事部署周密有序。东部防线的白帝城由中书令李严镇守，辅以白毦兵统帅陈到，二人皆为当世名将。这支精锐部队的战斗力在夷陵之战后得到充分检验，足以令任何来犯之敌三思。更为重要的是，诸葛亮推行“营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治理模式，使蜀汉在频繁北伐期间仍能保持后方稳定。
公元234年，诸葛亮发动第五次北伐，与司马懿在渭水对峙。与此同时，孙权亲率大军北上进攻合肥，形成东西呼应之势。这种默契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双方对共同战略利益的认知——曹魏仍是头号威胁。尽管诸葛亮同年病逝五丈原，东吴也未能攻克合肥，但这次联合行动表明，在诸葛亮北伐期间，孙权的战略重心始终在北方而非西线。
从地理格局分析，东吴若西进蜀地，需溯长江而上，穿越三峡天险。这条水道易守难攻，蜀汉只需少量兵力即可扼守。相比之下，淮南地区地势平坦，更利于东吴发挥水陆协同作战的优势。且合肥作为曹魏东南军事重镇，其战略价值远高于蜀汉边境城池。孙权晚年发动合肥之战多达四次，充分说明其战略方向始终锁定在江淮流域。
古代大规模军事行动极度依赖后勤保障。东吴若远征巴蜀，需动员大量船只运输粮草，且逆流而上耗时费力。而蜀汉实行“休士劝农”政策，在汉中等地开展军屯，粮食储备相对充足。即便东吴突破防线，也将面临漫长的补给线和蜀地军民的顽强抵抗。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失衡，使得袭击蜀汉后方成为风险极高的战略冒险。
